新增的八十万两，无疑代表了他们这一年来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心中的成就感和自豪感自然就噌噌的直往上涨。

    只是他们还来不及享受这份成就感和自豪感时，皇帝接下来的一句话却如同一盆冷水般浇灭了他们心中的喜悦。

    “才新增八十万两，太少了。”李修远看着总账上记载的账目，大为感慨道。

    以上这个数据对于相对于洪武三十一年以前算是略有所增长，但相较于历史上的永乐鼎盛时期，却相差极远，整整差了一千万两左右。其中田赋收入比永乐多百分之十六，但历史上永乐时期的军屯租米却比目前大明整整多出了16450000石，仅占永乐时的四分之一。这个数据上的巨大差距让李修远感觉到了自己现在要做的还远远不足。

    虽然在他成为皇帝后，就一直在贯彻新的技术和方法，甚至将《天工开物》一书刊印全国，使大明百姓尽可能的掌握一些比较科学合理的技术，还大力兴修水利交通，在军屯地区建立赏惩制度用以刺激军民劳作的积极性，尽量为社会民生的发展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但这一系列举措下来，却只为国家增收了八十万两白银而已，可说与他的期望相差甚远，让李修远的信心和动力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打击。

    不过与此同时，李修远也开始意识到，一个国家并非有了先进技术就一定能迅速发展起来的，起码需要一个缓冲过渡的适应期，一旦适应期过去，基础变得扎实牢固，就完全可以开始以火箭般的速度腾飞窜起。

    而且朱元璋在洪武朝的三十一年时间里一直休养生息，已经为大明打下了一个相当结实的基础，李修远只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加把劲添一股力，要达到甚至超越历史上永乐盛世的鼎盛时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

    此外李修远还注意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由于朱元璋是农民出身，了解社会底层农民百姓的疾苦，所以导致了一种怪异的现象：国穷民富。这种富不是一般层面上的某些国民的富裕，而是指绝大部分农民都能解决温饱问题，甚至略有富余。

    毫不夸张的说，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朝代的农民能像洪武时期的农民这样享受到如此高的待遇。所以把洪武时期称之为中国古代农民的“黄金时代”丝毫不为过。

    而‘永乐盛世’却恰恰与之相反，虽然不是绝对的国富民穷，但与洪武时相比，农民百姓的境况必定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换一句话说，之所以会出现‘永乐盛世’，除了明成祖朱棣自身的才能之外，更大的原因得归功于洪武朝和建文朝所打下的坚固基础。

    而且明成祖朱棣在他们的基础上，5征蒙古，6下西洋，兴建了北京城（世界上最大的皇城），编撰了永乐大典（同样要大把花钱的），疏通了京杭运河，在南京建造了一座大报恩寺（与万里长城一同被称为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迹，仅寺里的琉璃塔一项就花费了248万两白银，费时二十年。）等等一共十一件大事，最终创造了为人津津乐道盛极一时的‘永乐盛世’（比著名暴君隋炀帝（兴建东都，3征高丽，兴建运河，数下江南。）做的还要多）。

    然而‘永乐盛世’背后导致的结果却是把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祖孙两人储存数十年的国力消耗精光，导致国力大幅度衰减，疆域版图收缩，明王朝开始正式走下坡路，甚至从此一蹶不振，可说是为大明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李修远想要的并不是历史上朱棣所创造的那种浮于表面的‘永乐盛世’，而是真正的世界第一强盛帝国。至于在有生之年是否能够实现这个愿望，谁也不知道，但已足以成为支撑李修远为之奋斗的强大动力。

    通过连日来对各方面情况的了解，李修远更加清晰的看到了自己在继任皇位之后所做的一切事情中存在的不足和缺漏。于是开始躬身自省，陈思己过，把错漏和不足之处详细列了一份表单，用以督促和提醒自己，避免在未来的时间里继续犯下相类似的错误。

    李修远知道，自己在皇帝的这条路上还有很漫长的一段路要走，若是不能时刻反思保持警惕心理，迟早有一天也会不可避免的在至高无上的权利中迷失本性，从此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