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免于冤死，但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录问的意义：
北宋前期曾于京师设“纠察在京刑狱司”，作为专门监察司法的机构，当时一个叫李宥的官员担任纠察官时，有一次录问开封府审讯的一个死刑犯，发现“囚有疑罪，法不当死”，却被开封府尹往死里整。
李宥即给予驳正，并对开封府尹提出弹劾，迫使府尹被坐罪免职。
同“鞫谳分司”制度一样，录问的司法程序，在宋亡后也被遗弃了。
而一宗刑案如果录问时没有发现问题，检法时也没有发现问题，那么就转入下一个程序了，也就是拟判。
我们以州法院为观察样本，判决书通常是由推官或签判起草的，他们根据推勘官审讯清楚的犯罪事实，以及检法官检出的法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拟出判决书草稿。
然后，这份判决书交给本州政府的法官集体讨论。
宋朝实行连署判决制度，连署的法官类似于是一个“判决委员会”，州的行政长官——州太守则是委员会的当然首席法官。
法官们如果对判决书没有什么异议，就可以签署了。
但签名意味着负责任，日后若是发现这个案子判错了，那么所有签字的法官都追究责任，用宋人的话说，“众官详断者，各令着名，若刑名失错，一例勘罚。”这叫做“同职犯公坐”。
当然，如果你觉得判决不合理，也可以拒绝签字；倘若有法官拒绝签署，那么判决便不能生效。
这样的“同职犯公坐”机制，可以促使每一个负有连署责任的法官谨慎对待他经手的判决，从而最大可能减少出现错判。
像是宋太宗时，蓬州良民张道丰等三人被官府误当成劫盗，给抓了起来，知州杨全生性“悍率蒙昧”，欲判张道丰三人死罪，基本上就要定案了。
但录事参军邵晔发现案子有疑点，硬是不肯在判决书上签字，要求杨知州核实。
杨全不以为然，不过录事参军不签字，判决书便不能生效。
这时张道丰等人也“呼号不服”，州法院只好将他们“系狱按验”。
不久，真正的劫盗落网，张道丰三人无罪释放，知州杨全因“入人罪”，被削籍为民。
邵晔则受到朝廷嘉奖，宋太宗赞许他：“尔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
赐给邵晔五万贯钱，同时下诏要求各州县法官以杨全为戒。
对判决持有异议的法官，还可以采取比较消极的做法——在判决书上附上自己的不同意见，这叫做“议状”。
日后若证实判决确实出错了，“议状”的法官可免于问责。
在所有负有连署责任的法官们都签字画押之后，这份判决书终于可以送到州太守手上了，太守如果没有什么意见，便可以定判结案了。
定判是太守的权力——所以我们称他是州法院判决委员会的当然首席法官。
不过司法程序走到这里还未结束。
定判后，法院还需要向犯人宣读判决书，问犯人是否服判。
犯人若称服判，案子才算结绝，可以上报提刑司，等候提刑司的复核。
宋代实行“断由”制度，所有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结案宣判之后，法院要给原告与被告两造出具结案文书，结案文书中必须包含“断由”。
“断由”是什么呢？就是法官作出判决的理由，是基于哪些法律条文、什么法理依据而作出该判决的。
如果法院只给出一个简单的判决而拒绝出具“断由”，那么当事人可以越诉，到上级法司控告原审法院。
如果犯人声称不服判决呢？这时将自动启动申诉程序，也就是前面走过的庭审、录问、检法诸程序等等。
反正就是全部推倒重来，案子重新回到起点，由上级法司组织另一批法官（原审法官回避）或者移交给另一个法院重新开庭审理。
这叫做“翻异别勘”，——又是一个随着宋亡而消失的优良司法制度。
此外“翻异别勘”也是实行于两宋时代的一项司法制度。
翻异，即翻供；别勘，即另外审理。
宋代的刑案被告人在录问、宣判与临刑之际，都可以喊冤翻异。一旦翻异，案子便自动进入别勘的申诉程序。
宋朝的“翻异别勘”一般有两种形式：被告人在录问环节翻异，即移交本州的另一个法院重审（宋人在诸州均设置两三个法院的意义，这时候便显示出来了），这叫做“移司别勘”。
被告人在录问之后翻异，则由本路的提刑司选派法官组成临时法庭，或委托其他州的法院复审，这叫做“差官别勘”。
不管是哪一种别勘，原审法官都必须回避。
从本质上来说，“翻异别勘”其实就是一种自动申诉的司法机制。
刑事被告人每一次翻异，就必须安排另外的法官重审，为此支付了巨大的司法资源，并不得不忍受缓慢的司法效率。
这也正是宋政府令人钦佩的地方，是宋人“恤刑”思想的制度表现。
当然前面说过了，会有一些心怀叵测的犯人利用“翻异别勘”的机制，一次次服押，又一次次翻异，于是一次次重审，没完没了。
为避免出现这种浪费司法资源的状况，在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之间必须达成一种平衡。
于是宋人想到的办法就是，给予“翻异别勘”作出次数限制，北宋实行的是“三推之限”，即被告人有三次“翻异别勘”的机会，别勘三次之后，犯人若再喊冤，将不再受理。
南宋时又改为“五推制”，即被告人可以五次“翻异别勘”。
但是，如果被告人控告本案法官受贿枉法而枉断其罪的，或者声称其冤可以立验的，不在“三推”或“五推”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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