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吴佩孚师未撤防前，湖南便有“驱张请愿团”，分向南北政府、上海和会及吴佩孚驻军的衡阳请愿。

    驱张请愿团先是由学生发起，各界知名人士争先参加，不久省议会及各团体也秘密加入。湘省旅京、旅沪同乡及省外湘籍学生，群起而响应。张敬尧民愤太大了，湘绅熊希龄、范源濂、郭宗熙等一群温和分子也加入其中，最后，“全国和平联合会”也全力支持湘人的驱张运动。

    民国九年一月二十日日，谭延闿发出通电，喻湘人为“鹿豕”，比非洲的黑奴还不如。

    到北京的湘人请愿团分为二组，一为学生请愿团，控拆北兵侵占学校，停发教育经费，驱逐教育界名人等罪行。一为各界请愿团，陈述张敬尧纵兵殃民及贪污搜刮种种事实。

    北京当局答复请愿团说：“易督事的困难关键在于湖南是军事前方，恐怕牵一发而动全局。政府不是不了解湖南人民心意，原打算先选派一个省长分张敬尧的权，可是这一点也难于办到，政府觉得愧对湖南。”

    前吉林省长郭宗熙当场反驳说：“现在是责任内阁，责任内阁就谈不到惭愧二字。”

    这时国务总理还是靳云鹏，靳虽想换张，却有心无力，面对湘人的责难，只能抱歉地作揖打拱。

    请愿团的领衔人范源濂，控述完张敬尧祸湘五大罪状后，悲愤地说：“如以湘省为中华民国之土地，湘人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则请先去祸湘之人，更施福湘之政。”

    范源濂曾两度出任教育总长，是教育界的泰斗级人物，他出来发声，自然不同凡响。

    他自己把呈文递到徐世昌手里，声明所控如有一件不实，愿受反坐处分。

    这时候的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靳云鹏一样，除了无奈的摇头，也同样有心无力。

    北京政府既然无法撤换张敬尧，请愿驱张也只能是毫无结果。

    吴佩孚虽然赢得湘人的好感，可是他却撤防北归。

    湘人呼天无路，请愿无效，最后只好诉诸于湘军一拼了。

    这时的湘军实在可怜，饷械两缺，番号也只是正规军一师和一些杂牌军。

    能用的枪支，合起来也只有三千左右，子弹更为缺乏，湖南老百姓自嘲地叫他们为“叫化军”。

    吴佩孚撤防的时候，私下一再表示“湘事湘人自决”。湘军驱张的战争，他实在无法参与。

    不过他认为湘军是会胜利的，因为赵恒惕是员骁将，占天时地利人和。而张敬尧所部个个都打劫致富，军队一有了钱，自然不肯打硬仗。湘军和湘人救乡，必然不惜一切拼命。他预测枪声一响，张敬尧所部必定是毫无斗志，夺路而逃。

    吴师撤防之日，湘军即下总攻击令，全军士兵欢声雷动，磨拳擦掌。为了节约械弹，赵恒惕下令非待敌人逼近，不许乱放一枪。

    民国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湘军开始总攻击。二十七、二十八两日，湘军占领祁阳、耒阳两县，前锋进展到距离衡阳二十余里的东阳铺。

    湘军兼程疾进，北军果然闻风而逃。

    湖南枪声一响，段祺瑞马上振振有辞地怒斥南军“背弃信义，甘为戎首，破坏和平”，要求北京政府明令讨伐。

    徐世昌这一次很强硬，在他看来，湖南所发生的问题，是湖南人民反对张敬尧的高压残暴统治，几年来呼号奔走驱张没有结果所致。这只是一个地方反对一个个人的局部问题，与南北战争无关，拒绝发布讨伐令。

    由此可见，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也并非是一无所获。所谓量变到质变，虽然没有引起质的变化，但对量的变化是有贡献的。

    段祺瑞说不动北京府，便指使陕西、甘肃、山东、安徽、浙江五省督军发出联名电，不但催促明令讨伐湘军，而且提出：“吴军甫撤，南军即进，恐有勾敌情事”，要求北京政府派员查办吴佩孚。

    徐世昌当然知道是段在幕后操弄，这次是铁了心，照样不加理会。

    对于湘军的攻击，张敬尧怕得要死，他一面把军眷撤走，一面电促北京政府下讨伐令。他的求救电报，由十万火急而百万火急而千万火急，请款请械的电报如雪片飞向北京。

    湖南人民展开了漫山遍野的游击战，过去受张敬尧欺压的善良百姓，如今都变成了包抄北兵后路的战士。

    先前湖南人蔡锷以三千羸卒打倒了洪宪皇帝，如今湘军三千支破枪也大显神威。

    张敬尧在催促北京政府下讨伐令的电报中冒签了张宗昌、范国璋、冯玉祥等人的名字，后在六月三日发电向张宗昌、范国璋、冯玉祥等解释说：“请下讨伐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