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三一章酝酿
从婚礼现场回到宫中后，我的心情一直都是很畅快，婚礼现场飞腾的一千零六只气球，象征着当天喜结连理的五百余对新婚夫妇，燃放的礼炮和记者们的镁光灯为这欢庆的场面点缀了光影的色彩，自开打大战以来，我的心情还从来没有如此畅快过的，不仅仅是沾染了婚礼的喜气，也有我终于定下储嗣的缘故，溥夏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只是政治家这个词在中国的概念上往往会有不太好的意味，溥夏能从自己的形象上抹去这一点对他来说亦未必不是件好事，而他的太子妃宋美龄却有着丰富的政治细胞，这对于将来的君主立宪缓慢过渡来说，他们两个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结合。
养心殿的书案上放着一叠文书，最上面的自然是我这几天翻了无数次的梁启超拟定的中华十四年分省选举章程，只要我这一份第十二次定稿满意并加盖玉玺的话，这份章程的名称前面，就可以加上钦定二字颁行全国了。这份计划是整合了赵秉钧配合内阁弼德院最新呈进的全国新设行省行政区划章程在内的，也就是说，这个版本的分省选举的计划，行省数目是过往任何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除了原先既有的内地东北三省，蒙古七省（阿尔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乌里雅苏台，乌兰察布，喀喇沁，科尔沁），新疆，青海，甘肃，热河，察哈尔，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台湾，海南，吕宋三省（吕宋，吕中，琼崖），新湘，新蜀，新鄂三省（库页，新鄂，岭北）之外，又增添了已经控制在手的新加坡行省，缅甸行省，西疆五省（车师，楼兰，渠犁，墨山，鄯善）和尚未控制在手但已经被提前谋划在编的锡兰，南天竺两省，总计数目达到了五十二省，而现有的五十省，除了新加坡和缅甸之外，其他四十八省明年一体都要进入施行选举阶段，当然，中原地区的力度大些，新增入版图的地方就要小些。
拟定中的选举进程将持续明年一年，从乡镇一级现有的选举制度中吸取部分经验，上溯到县州级，再到府省两级，这也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下克上了。新选举出来的选举人将在次年在北京正式开始他们新的政治生涯，而目前的选举体系仅仅限于国家级的国会选举，尚还没有放开到地方行政官员体系的选举，在地方官员这一层面上，目前暂时还没有改变现有的中央任命体制，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强盛的历史阶段，都是中央权力远远超过地方权力时所取得的，而地方权力不将中央权力放在眼里时，往往就是这个古老帝国最虚弱的时候。就像唐末藩镇领袖基本全部是由军队“民主”决定，而中央政府任命的人选往往为这种“民意”所拒之门外，这也是唐末蔓延整个帝国的悲剧的因素之一。所以，在预备离线诏书内，我只字未提地方领导人的产生办法，当然是延续旧制，只是这次还要特别申明一下，各地地方官员一如旧制，由皇帝和吏部联合定夺，以避免中国地方情结重这样的国情对帝国的未来产生不利的影响。当然，虽说是由皇帝和吏部联合定夺，但实际上起作用的仍然是吏部，因为吏部的官员只需听命于内阁总理大臣就够了。
在中华十四年，将试行由国会选举出内阁总理大臣，为了区别于过去的内阁总理大臣职务，这个官职名称上也做了改动，首任由国会选举而出，再由皇帝任命的国家行政体系的领袖，将被称之为元相，就像这时代的正月初一被称之为元旦一样，元便是这个国家概念上所谓第一的意思，而梁启超在计划书中也特别注明，此亦有向北魏孝文帝致敬之意，魏孝文帝例行民族融化，我在行新政之处，也常常说要效魏孝文帝故事，这个致敬既是对他，也是对我。而相字也是表明这个国家乃是有皇帝的，皇帝是这个国家的精神领袖。元相只不过是皇家委任管理国家的官员而已。
这个新造的词颇让我感到满意，也正是这个新创造让我对他这第十二份改稿一直都没有批驳的意思，这几天正在犹豫着是不是就照准了颁行天下。突然想起今天刚定了储嗣，是不是该征求一下未来皇帝的意思？于是另行拟了一份手谕，并同这个计划一并交给溥夏去看看，也算是对他的一个提醒，他将来要做的这个皇帝，与现在我这个皇帝，已经不是同日而语了。
“朕尝闻高僧有言，朕之大限近矣，朕虽自问平生不信鬼神，然亦常自以此自省矣。朕以冲龄入继大统，凡此四十余载，朕之愿足矣。朕虽不信佛家大限之语，然朕亦自知，所谓万寿无疆，万岁万岁万万岁之语诚不足信，是以朕因斯言而生预备立宪之念，正所谓君之权承之于天，天者民也，因是故，朕决定于中华二一年还政于民。此正朕颁行之预备立宪诏谕之意也。朕知吾儿自是不信朕会于彼年大行，然亦寻常事矣。朕自觉精神体躬康健，所谓大限者，朕思之莫非君主集权之大限矣？吾儿学历西域，想来亦应体念朕意，所附者梁启超所部暂拟之地方选举制度也，汝于西域久矣，可并参详一二。”在这简短的手谕书写过程之中，也颇算是感慨万千，即便是溥夏这样的西方教育背景下成长的人，是否当真也能在九五至尊的权柄诱惑下，改变了平日的一些思想呢？写完了信，略略浏览了一下前文，心中稍安了下来。
派人送了出去之后，再去处理赵秉钧随折再次提起的请调的事宜来，他的意思是想到总参谋部去谋个差事，说的虽是婉转，但以他的军功资历，普通的差事怎么可能让他去做，于是把这个折子转发给了徐世昌处理后，便打了个哈欠，回后宫去了。一路之上想了很多，自从宣布预备立宪以来，已经有很多变化在这个古老的帝国的心脏出现了，工党在瞿鸿机赐金还乡之后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选举了新的领袖也就是江绍铨，江某人表现出了一个政治狂人的特性，他已经知道以种种鼓舞人心的口号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他们的党，有消息说在天津召开的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绍铨提出了“恋爱自由，男女平等，遗产归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非私产，非家族，非宗教，非军国，非祖国主义”“个人自治，世界大同”等完全颠覆旧的儒家社会社会观的新奇而叛逆的观点，来争取工党内以中下层工人阶级为主的年轻人的支持。
而新儒党如今的领袖已经更换成了康有为，这是继孔令贻之后的第三任了，康也算是当世大儒，因为他还掌握宣传教化系统的关系，严格算起来如今他就是执政党党魁，所以他也利用宣传系统的优势，广泛对新儒党的政策，和全国颇有基础的儒家价值观进行了大幅度的宣传，相反的却是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新闻，除了工党自己发行的铁锤报上进行了大幅报道之外，其余任何报纸都只字未提。而且铁锤报还被所在的天津道教化局进行了警告和部分查抄，理由是未服从宣传部统一安排在当日要就皇上一直尊崇的儒道进行全面报道的命令。
这也引发了江绍铨和工党高层的恼火，新儒党在目前的党际竞争中也太过霸道了，他们本身是执政党，也要参加接下来的党际竞选，但他们同时又握有对于竞选至关重要的宣传工具，事实上他们自从立志要在未来的党际竞选中赢得胜利以来，也对西方的竞选机制有过研究，当然深知握有宣传工具在手对于竞选的胜利是多么的重要，所以，目前国家这种宣传机器国家化实际上也就是执政党把持的现状他们也是恼火至极。在征询了几个党内重要干部的意见之后，他们开始绸缪在天津工党中央党部所在地，以及北京，上海，武昌，西安等大城市策动一场示威游行。
对于全国分支党部超过九百，党员人数超过八十万的中华工党来说，搞一两场大规模的游行几乎不成任何问题。事实上要不是为了避免激怒现在仍握有一切大权在手，享受着全国国民包括绝大部分工党会员的尊崇和敬爱的皇帝陛下，他们甚至有图谋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大罢工。
与他们有着同样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