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的笔名铁人，和他对这支部队的明明来看，他是希望用铁的意志，来拯救濒临危机的俄罗斯民族。

    他也敏感的察觉到了圣彼得堡这场内部危机给自己所带来的机会，从他在圣彼得堡的私人朋友们的信件中他也知道他在圣彼得堡也不是没有任何号召力的，最起码他在德国境内的这番工作业绩，以及他很早就跟随导师同志的雄厚资历，都让他觉得自己十分有机会在这个非常时期，于革命事业做出一番非常的贡献来。

    考虑到皇室和赤卫队双方实际处于停火状态，朱加施维里同志决定在这个冬季里将现有的七千人的部队扩编，使之更能匹配上军这个作战单位，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就在他怀着满腔的热情去寻求中国人的帮助时，张作霖却制止了他的这个想法，中国人认为从策略的考虑来说，现在绝非是与旧俄哥萨克们作战以开创新局面的好时机，从他的判断来讲，朱加施维里这样的打算很有可能会使自己在冬季这个不利于作战的季节里，无法打开足够大的局面，即便能够实现一些军事目标，但也很有可能不能够有效的达成巩固的效果。而更有可能的是这个新生的局面，会遭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方面的同时嫉恨，这其中的道理根本无需再多说什么。

    张作霖的建议是铁人同志应当率领军事部队以救世主的姿态，以党的领导人的身份回到目前处于糟糕的窝里斗局面的圣彼得堡去，并配合理论的攻势和军事上的部属，完成事实上的取而代之。从朱加施维里的能力来看，这不成问题，而且朱加施维里这一派军队的有效管理和严密组织的战斗力，要远远的强过现有的工农赤卫队。目前圣彼得堡乱作一团的政治环境，正好可以加以利用，使得之前一直处于极大弱势的所谓朱派能够重新回到党的最高领导层去。

    在经过缜密的思考，和综合考虑圣彼得堡方面有利不利的因素之后，朱加施维里在几天后接受了这个方案，并且得到了张作霖的慷慨援助，可以装备一个团的枪支和足够的弹药被分拨给了朱加施维里，并且张作霖还答允他在他回到圣彼得堡之后，正在那里调停的中国代表良弼先生将会提供额外的援助。两个人就此一拍即合，并决定了一部分俄罗斯人将来的命运。

    正在圣彼得堡静观其变的良弼也通过电台了解了新的方案，并且随即加强了外交活动，尽管圣彼得堡的高层吵闹不休，但是对于良弼这一个有可能能够给革命带来莫大帮助的人，他们还是表现出了充分的效率，在良弼和美国代表的主持下，各怀鬼胎，也都需要喘息机会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双方就临时停火协议签署了协约，双方约定在次年4月之前，将约束己方的部队停留在停战状态。

    这半年时间，正是给朱加施维里同志留下的。冒着越来越寒冷的天气，他带领着一支三千人的部队回到了俄国，并且在12月中旬时分到达莫斯科。在此之前，他和他的秘书班子也完成了理论上向圣彼得堡宣战的准备，一系列的理论抨击文章开始陆续在不同地方出现，并且陆续得到了主管宣传的加米涅夫同志不知出于何种心态的支持，并得以在圣彼得堡的党的机关报上出现节选。

    从大面上看，朱加施维里同志的理论攻击来的比较的温和，只是表示了赞同有关党内出现了革命动摇分子甚至叛徒的判断，并且对党夺取革命初步胜利以来的一些表现做了温和的攻击，也许正是自己的意见得到了支持的缘故，加米涅夫同志才会允许这样的文章出现在圣彼得堡的报纸上。当然，圣彼得堡也有传言说加米涅夫同志就是目前党内第二号朱派人物。

    总之在托洛茨基同志明确表态不愿采取果断措施来解决党内纷争，只愿意在辩论层面上与党内的反对派做斗争的情况下，圣彼得堡的局面已经出现了失控的现象，这时候朱派的领袖人物朱加施维里即将回到圣彼得堡的消息，看上去也不那么引人注目了。况且由于托洛茨基一向不同意对党内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果断措施的缘故，朱派尽管是理论上的不同路线分子，但他们仍然是党员的身份，他们是革命大家庭的一员。

    对于托洛茨基这样一个纯粹的，几乎很少有私心的，政治智慧低下的，政治手段拙劣的领导者来说，悲剧的发生也就不怎么奇怪了。尽管他带领着党取得了五月革命的胜利，但是很奇怪的是他从来都没有在党内性成果绝对权威，更不要说有任何党员会对他产生个人崇拜，究其原因，与他不能够有效的掌握党的宣传机器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对他的攻击也是从党的宣传机器首先开始。

    12月16日，朱加施维里同志以及他的部队抵达圣彼得堡的日子，当天的最高苏维埃机关报《火星报》刊登了一份严厉的批判性的文章，文章对党夺取初步革命成功以来的各方面的政策进行了检讨，涵盖了军事，政治，教育，工业等诸多方面内容，文章指出，党正有进一步被自由主义，机会主义控制的危险，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必须对前一阶段的政策进行清算，将少数革命意志不坚定，立场摇摆不定的革命投机分子清除出党，在这次理论阶层的攻击文章最后，甚至将目前圣彼得堡最高权力机构部分领导人与当年直接反对导师的无产阶级专政政策的孟什维克相提并论。

    与之相匹配的，或者说构成这种强烈理论进攻态势的基础的，是相当数量的工人赤卫队接受了正确路线的领导，并完成了改编，从一个无序的，自发形成的工农阶级的自卫武装团体，真正成为了一个由党，或者说之前的朱派领导的，有严密组织性和纪律性的革命军队。

    几乎是毫无防备的托洛茨基甚至还没有从这一份已经几乎是直接指着他鼻子骂的文章中嗅到什么危险的气味，他甚至还试图在当天举行一次政治局会议来研究朱加施维里同志今后的职务安排问题，在加米涅夫的建议下，这次政治局会议被改成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圣彼得堡的大部分领袖级人物都得以参加了这次扩大会议，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朱加施维里同志。

    在几乎是一边倒的批判声调中，季诺维也夫同志被证实的确是叛徒，充分的证据表明了他出卖了赤卫队的机密军事情报给沙皇政权，直接导致了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节节败退的事实。再次来到圣彼得堡时，形势已经大异从前。朱加施维里同志由于一阶段以来在理论界的卓越贡献和为革命培养了一支坚强的军队，并确立了正确的党军关系等等重要的贡献，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取代了季诺维也夫的职务。会议上，由于托洛茨基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背叛也负有领导责任的缘故，他也接受了同志的批评，并在随后有关党的最高领导集体的选举中，确定了新的三人领导集体，也就是托洛茨基，朱加施维里和加米涅夫。

    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朱派的称号被彻底取消，并决定了继续发展强有力的革命军队的方针，以应对次年4月后重新开战的需要。具体由朱加施维里同志负责，托洛茨基同志被剥夺了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头衔，军事委员会由政治局领导集体共同领导。这标志着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已经事实上完成。

    随后的两个多月中，工农赤卫队大部完成了实际改编，新的军队管理模式被最终确立，工农赤卫队也正式更名为红军。此时正是1914年2月，中国的农历新年。

    2月20日，红军方面撕毁停战协议，毫无征兆的向莫斯科方面的防线发起了攻击，他们似乎在有了精神面包之后，就不畏严寒和饥饿，在弱势的装备和火力情况下，他们仅仅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便再次将战线向前推进超过一百宫里，莫斯科已经危在旦夕。

    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刻，靠着壁炉取暖的沙皇在震怒中召见了中国驻圣彼得堡全权代表，要求中国以担保国的身份，对事实上违反停火协定的圣彼得堡方面实施惩罚。同样的要求也向美国人提了出来，美国代表也对这种公然挑衅中美尊严的大胆行动表示了极度的愤慨，他们表示将立即断绝对圣彼得堡方面的人道援助，并表示愿意在任何方面对这些卑鄙的叛逆者们实施制裁。

    这当然是有道理并且有必要的，中间人的面子是不容侮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