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城物语》作者、时任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借文学形式坦露了日本国家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我等生在这个地球上，也就应有横行全球的自由焉有因为生于日本，便只能活动于日本之理，我等既已生于地球，就应以地球为舞台，成就稀世大业，……西洋人种以地球作为功名之地，而日本人以日本国作为功名之地，岂非不堪痛息？我等今将蹂躏整个地球，席卷无人之地，为日本开拓数十倍之大版图，以献于(天皇陛下……”[22]这一年的3月，他就向日本政府提出把中国福建省划为本国势力范围的主张[23]

    就连一向以平民评论家著称，甚至被誉为“国民之声”的德富苏峰(1863-1957也接受并培养起了浓厚的扩张意识，所不同的是他的思想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流露出来的甲午战争之后，当听到三国干涉还辽的消息时，德富苏峰愤慨无限，欲哭无泪，“不屑于在已经返还他国的土地上多停留一刻钟”，立即找船从旅顺回国，但在上船之前，特地从旅顺口海滩上抓了一把碎石和沙粒，用手帕包好带回了日本后来他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这在他的思想历程中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原来坚信的“正义”、“公道”等理想因此全然轰毁，“归根到底，必须有力量力量不足，是什么正义公道都不值半文”[24]于是，他便毅然放弃平民主义立场，转而积极谋求与政府的合作，参与到对外扩张的行动当中来德富苏峰的“转向”在日本明治后期思想史上，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事件但是，德富苏峰的“转向”又是极富讽刺意味的，因为他是建立在“一个强盗的赃物被另几个强盗协力抢去，而这一强盗倍感身单力薄而痛苦万分，遂誓志改日再去较量，并再行盗窃”的逻辑上的

    大陆政策作为明治时代日本侵华思想的基点与核心，还引发了其它面目各异的侵华思想理论“无论是大臣贵胄，抑或是政客浪人，从‘脱亚论’到‘兴亚论’几乎都是同一观念体系，虽然在表述上各有不同，但在把寻求日本的强大，与欲‘并吞’中国、朝鲜的要求辍合在一起的本质方面，却是一致的”[25]其中，樽井藤吉(1850-？的“大东合邦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以国家主义为核心，从“宇内混同”方策翻版制造出的20世纪前半期日本政治地图的雏形

    “大东合邦论”言出樽井藤吉1891年5-11月份在《自由平等经论》杂志上刊登的《未定稿》文章其基本主张是面对世界列强，日本应该与朝鲜“合邦”，与中国“合纵”，定国名为“大东”，实现以日本为盟主的三国一体化，从而振兴东亚这是日本近代化肇始之初，日本侵华思想从观念向实体化方向推进的重要步骤，是幕末以来所谓“宇内混同”方策与“西进南下”方策以“振亚”、“兴亚”等作为旗帜而更加具体化的产物所谓与中国“合纵”，樽井藤吉认为，面临着被西洋列强分割的危险，“日本对于清国的开明，承担着指导性的作用”，清朝政府应该与日本联合以抵御西洋因为日本现有的国力还难以与中国完全地“合并”，所以应该先期实行“合纵”“大东合邦之事，与清国有益无害矣”

    樽井藤吉对中国创导“合纵”的目的是把中国变成日本皇统的一部分为掩人耳目、混淆视听，樽井藤吉辩陈这与欧洲的殖民地方式并不相同他说：欧洲社会是“异种族混合的”，其文明进步靠“竞争”取得，而东亚社会则是“同一种族繁殖的社会”，应用“亲和”创造同种相和，造成一大势力，以与欧洲相对抗樽井藤吉的所谓“亲和”概念，日后便被衍化成“共荣”的战略思想，成为“大东亚共荣圈”观念的最基本的核心理论成分也正因为如此，樽井藤吉以“东亚亲和”面貌现世的“大东合邦论”，标榜“兴亚”的理想，在日本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接受层面

    福泽谕吉是这一时期对日本社会侵略扩张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的核心思想是“脱亚入欧”“为建立今日大计，吾人决不犹豫等待邻国开明后一起振兴亚洲，相反，吾人应该离脱此一队伍，与西洋国家共进退吾人虽与中国、朝鲜为邻国，但在交往上也不必特别经心关照，应同西洋人对待中国、朝鲜之方法处分中国因为与恶友相亲者则不免共负恶名吾人应从内心谢绝此一东方之恶友(即中国与朝鲜――引者注”[26]这就是福泽谕吉的所谓“脱亚入欧论”的精髓，它大大加速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决定性当甲午战争真切地爆发时，福泽谕吉按捺不住兴奋，立即在《时事新报》上连续发表社论，鼓舞人心，引导舆论，为日本的军事行动唱赞歌对于台湾人民的反割让、反统治斗争，他则主张“消灭所有抵抗者，没收其土地属政府所有”，并坚决主张“把台湾变成无人岛”，消灭全岛的台湾居民，或全部驱逐之，使台湾成为日本人的移住地可以看出，福泽谕吉的“脱亚”思想，其实是一种“夺亚”思想在当时，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既是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思想武器，又是通过扩大侵华战争并取得胜利后的思想总结和目标再定位

    与“大东合邦论”、“脱亚入欧论”前后，日本侵华思想还有以曾根俊虎、长冈护美为代表的所谓“兴亚会”，以白井新太郎、副岛种臣为首的“东邦协会”等亚细亚主义组织的所谓“兴亚论”只不过“兴亚论”主张实现日本强权之道在于保存中国，“脱亚论”则认为是在脱离中国，二者的根本点都在于谋求建立一个成为亚洲盟主的强大的日本帝国，立足点都是为了日本的利益另外，还有以吉田松阴和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补偿论” [27]和“大日本主义”[28]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明治时代日本侵华思想的构建、营造过程中，福泽谕吉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从思想发展的动态过程来看，他不仅相继创建了所谓的“东洋政略论”、“脱亚入欧论”和“补偿论”等侵略思想，虽然面目不同，但是无一不是立足日本民族立场强调对中国进行扩张、侵略的；而且，他还从国民教育的立场出发，立足启发国民精神，培养国民近代国家观念和进取意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宣传、教化工作因此，福泽谕吉对近代日本思想解放的伟大作用，跟他对近代日本侵华思想与行动的发展、蔓延的巨大影响同样不容否认

    为什么明治时代的日本“一直以极大热情对待抓大陆问题”，竭力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果，“或作政治外交上的发言，或采取行动，虽然引起了国内纠纷及混乱，但是其势力终于发展为推动现代日本的动力”[29]这里有三个思想渊源：传统的封建扩张意识，极端民族主义的扩张意识和近代殖民主义的扩张思想

    其一，“苦于土地狭窄、物质贫乏人口增多的日本，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和亚洲大陆保持紧密的联系，这是它为谋求生存绝对必要的”[30]民族性内在的向外发展的**使日本企图向海外，特别是向亚洲大陆寻求民族发展的出路，首当其冲的就是朝鲜半岛；待朝鲜经营稳定后，下面的猎物就是紧连朝鲜半岛的中国东北即所谓的满洲，占据“满洲”，大陆之梦即可成矣而且，日本坚持认为“满洲在地理、历史和民族方面都有其特殊性，这就很难把它看作是‘中国完整的一部分’”， [31] “从满洲本身的地理历史和民族情况来看，存在着脱离中国本土而**的条件”[32]这种解释明显地是对西方近代殖民扩张主义“理论”的移植

    其二，对中国的蔑视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朝野非常鲜明地把甲午战争看做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义战”，是当时世界发展的主流“日、支两国之关系乃代表新文明之小国与代表旧文明之大国之关系”对清国一战，目的正是“在使支那惊醒”[33]事实上，甲午战争开始时，日本是以国运相赌的，没想到“老大的帝国”清王朝不堪一击日本大喜过望，自此以后“向蔑视中国的方向大幅度倾斜”， [34] “认定中国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一无是处，并表现出毫无顾忌的侵略态度”(吉野作造1930年在《对支问题》一文中所言[35]

    其三，对西方侵略的“回应”与“反击”日本在西方列强的东亚侵略扩张中也深受其害，却同样无力直接向欧美各国反击因而，它从远距离防御和国家自保的立场出发，把视线转向海外，并把富国强兵当作国策，力图建成一个能与列强为伍的国家同时还“企图通过大力压制弱小邻国来找回受欧美压迫的损失”[36]1904年的日俄战争“对于日本为向亚洲大陆扩张势力而急于挤入帝国主义列强行列的动向，是一个划时代阶段”[37]战争的胜利及与英、法、美、俄等国一系列协定的签定，为日本帝国主义向亚洲大陆扩张大开方便之门在思想领域，明治维新的启蒙大家福泽谕吉不仅及时地提出了“等待时机不如创造时机”的战争观，而且极力主张“脱亚入欧”，“加入吞食别国者之列，与文明国一起寻求食物；……即加入帝国主义国家成为侵略者”[38]因此，日本对大陆的觊觎和扩张渗透，包括甲午战争，就当时的东亚局势看还有与国际列强争夺的一环，只不过是建立在对别国的伤害和蹂躏之上的而已

    其四，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的扩大化和国际化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内部的原始积累通过新的生产方式的扩展而得以完成，外部的条件则要通过侵略战争来实现日本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是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日本资本主义进行经济扩张的手段1894年日本进攻中国不但真实地“向受惊的世界揭示出日本在以往20年间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39]还现实地把日本追求经济利益的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伸入到中国来这一实际举动和客观结果与当时福泽谕吉尽快进行资本输出和实业扩张的思想是互为表里的因果关系[40]

    参考文献：

    [1] [13](日黑龙会：《东亚先觉志士传》(上(m，原书房1977年版，第7页、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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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日水野明：《日本侵略中国思想之检证》(a，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c，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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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0](日藤田省三：《日本思想大系；45》(m，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426页、第426页

    [11](日井野边茂雄：《幕末史研究》(m，雄山阁1972年版，第500页

    [12](日渡边几治郎：《日本战时外交史话》(m，千仓书房1938年版，第7-8页

    [14] [17] [39](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历史》(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81页、第488页(此类观点还见于(美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3》(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第489页

    [15][16](日野吕荣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m，三联书店1855年版，第29页、第41页

    [18] (日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m，原书房1972年版，第196页

    [19] 天津编译中心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人物》(m，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8页

    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上(m，原书房1972年版，第306页

    [21] (日川岛浪速：《悼亡友二叶亭四迷君》(j，《中央公论》，1936年12月号

    日矢野文雄：《浮城物语》(m，岩波文库1975年版，第32-33页

    [23] (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m第7章第4节，岩波书店1974年版

    [24] (日桶谷秀昭：《二叶亭四迷与明治日本》(m，小泽书店1997年版，第192页

    [25] 严绍铴：《幕末的“宇内混同论”与明治时代的“大东合邦论”》(j，《日本学刊》1997第1期，第88页

    [26] (日依田?家：《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1868-1945》(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27] [36] (日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m，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吉田松阴在《幽囚录》中说，日本应“割取朝鲜、满洲，并吞中国，所失于俄美者，可取偿朝鲜、满洲之地”、第8-9页

    [28] (日井上清、渡部彻：《大正时期的急进自由主义》(m，东洋经济新报社1972年版，第9页代表人物是高山樗牛、木村鹰太郎木村有段话十分露骨：“放弃侵略主义则必至放弃其国家”，“大张侵略扩张之国策者，其国必强”；“国权之扩大既为吾人所最重，则军备之扩大自是头等大事帝国主义乎，帝国主义乎，吾人正热切希望我日本国家与国民以帝国主义为大目标而奋进也”(木村鹰太郎：《日本主义国教论》

    [29] (日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m，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30] [31] [32]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1》(m，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3页、第6页、第7页

    [33] (日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34] [35] (日松本三之介：《近代日本的中国观――思想史整理的尝试》(a，节自胡令远、徐静波主编《近代以来中日文化关系的回顾与展望》(c，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第91页

    [37] (日今井清一：《日本近现代史》(m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页

    [38] 苏智良：《慰安妇研究》(m，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40] (日永井秀夫：《自由民权与天皇制》(a，《日本历史讲座；5》(m，河出书房1954年版，第151页

    (作者： 渠长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