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于1897在日本神户、东大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这些晋商在解放之后，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解放遭受重创，考虑到晋商在中国金融的重要作用，为了避免经济崩盘，并且藏富于民。赵刚对晋商的处理是承认之前的政府过往，当然赵刚也不是傻子，借着晋商的名义，把那些满清贵族的钱包狠狠的炸了一次，不但挽救了晋商，而且还得到了大量的外快。

    自从那之后，无论是那一届的晋商领袖，都对赵刚俯首帖耳，就连赵刚所说的基金会，也是毫不犹豫的将实业放弃，投入基金会里面，而这三年，晋商的表现也是紧紧站在皇室一边，一直跟随最强大实力一边的晋商，无疑是赵刚所能依靠的战友。

    而扬淮的盐帮却不同与晋商，与皇室极为对立。清政府特许的具有垄断食盐运销经营特权的食盐专卖商人。他们借此特权而攫取巨额的商业垄断利润，成为清代显赫一时的豪商巨贾。

    清初盐法沿袭明制，基本上实行封建的引岸制度。盐商运销食盐，必须向盐运使衙门交纳盐课银，领取盐引（运销食盐的凭证），然后才可以到指定的产盐地区向灶户买盐，贩往指定的行盐地区销售。但领取盐引则须凭引窝（又称窝根、根窝），即证明拥有运销食盐特权的凭据。盐商为了得到这种特权，须向政府主管部门认窝。认窝时，要交纳巨额银两。握有引窝的盐商就有了世袭的运销食盐的特权。

    清代盐商主要有窝商、运商、场商、总商等名目。他们在食盐流通过程中具有不同的职能，其中以总商的势力为最大。

    窝商，亦称业商。清初，无窝商、运商之分。有引窝的盐商都是自己运销食盐。以后，有引窝的盐商，因资本短缺，无力贩运，遂将引窝祖予无窝之商运销食盐，便有了窝商、运商之分。窝商并不经营盐业，而靠垄断引窝，坐收巨利。

    运商，亦称租商。运商认引贩盐，先向窝商租取引窝，缴付“窝价”。然后，赴盐运使衙门纳课请引，凭盐引到指定产盐区向场商买进食盐，贩往指定的销盐区（即“引岸”）销售。运商在食盐流通过程中起着食盐产地与销售地之间的桥梁作用。

    场商，是在指定的盐场向灶户收购食盐转卖给运商的中间商人。场商具有收购盐场全部产盐的垄断特权，并采取不等价交换的手法，残酷剥削食盐生产者而攫取商业利润。

    总商，又名商总。清政府盐运使衙门在运商中选择家道殷实、资本雄厚者指名为总商。其主要任务是为盐运使衙门向盐商征收盐课。总商经济势力雄厚，与官府的关系最为密切，是盐商中的巨头。

    盐商垄断了全国食盐流通的全过程，肆意压低买价，抬高卖价，剥削灶户和消费者，获取巨额的商业垄断利润。他们大多生活奢侈，尤以扬州的两淮盐商为甚。

    盐商与朝廷及各级官府的关系十分密切。乾隆帝（清高宗弘历）屡次南巡时，长芦、两淮等地盐商承办差务，供亿浩繁，以博乾隆帝的欢心。此外，康乾以来，清政府每遇重大军需、庆典、赈务、工程之时，盐商往往踊跃捐输巨额银两，多则数百万，少亦数十万。乾嘉年间，各地盐商报效捐输军需就达白银三千万两之巨，其中两淮盐商为支持清政府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从嘉庆四年（1799到八年的短短四年之间，连续六次捐输，共达白银五百五十万两。对盐商的报效捐输，清政府在政治上奖给职衔，使其本身官僚化；在经济上给予优恤，初则准其“加价”（提高官定售盐价格），继则准其“加耗”（增加每引捆盐斤数），甚至豁免积欠盐税。此外，遇到盐商缺乏资本，清政府又借给帑金，俾资周转，谓之“帑本”；盐商每年交纳息银，谓之“帑利”。盐商和政府之间这些政治和经济的联系，说明清代盐商是为封建政治、经济服务的商人资本集团。同时，盐商又将其所获的商业垄断利润购置土地，把这种利润转化为封建土地所有权，使其本身封建地主化。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的是平价售盐，这样就与扬淮盐商造成了巨大的冲突，这种冲突几乎是无法避免的，遭受重创的盐商默默地埋起自己的仇恨，装出一副恭顺的样子，在赵刚昏迷的三年里，扬淮盐商的表现是最抢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