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和麦子，这虽然与游牧民族的以动物肉为主食的饮食结构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以植物为主食的物种中，仍然不失为比较精细的食物。假如说明清时期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以引进扩种番薯、玉米等粗粮品种为主要标志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运转是以恶化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准为代价的。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粮食生产的增加，主要依赖扩大土地耕作面积和提高粮食亩产量这两条途径来实现。中国农业经过二千多年的磨练，其自然条件优越的可耕地面积，到明清时期已经所剩无几。人们希望在可耕地面积上有所进展，更多的途径只能是向边疆区域或自然条件较差的山区开垦。而这种可耕地面积的扩大，一方面是可增加的数量毕竟有限，而另一方面则因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充其量只是解决移民的温饱问题，对于缓解整个中国的粮食供应危机，作用终究不会很大。

    在土地可耕面积扩大受到自然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另一条主要途径就是争取提高土地的亩产量。而土地亩产量的提高，无疑应当依靠于农业耕作技术和农业科技的突破性进展。然而明清时期农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显然无法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的精耕细作农业虽然在明清时期得到了高度的体现，但是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明清时期的农业耕作技术基本上属于小打小闹式的些微改进，前进的步伐相当缓慢。在这种相对落后的农业耕作技术状态之下，农业粮食生产亩产量的提高，也往往成了一种寄托于天公神灵的奢望。

    既然明清时期扩大土地可耕面积受到自然条件限制和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缓慢，那么人口的增长便成为制约粮食供需的最大瓶颈。有的学者研究表明，明代后期，中国的人口数量可能超过2亿，这个数量已经给传统的农业生产施加了莫大的压力。到了清代，中国的人口数量继续高速度增长，到了清代中后期即19世纪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可能已经突破4亿大关。在如此巨大的人口压力之下，中国的传统农业已经不堪重负，一般的下层民众，不得不以参食粗劣食品、降低et常生活水准的下下之策来维持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否，应当是以普遍提高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准为主要标志的，至少应该以一般民众的温饱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向往和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准，是人类的本能天性，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才会以降低生活水准来适应社会的生存。19世纪中国的农业与农村经济的这一状况，正体现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悲哀窘境，中国农业的危机，在19世纪已经暴露得一览无遗了，并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三、明清农业经济史研究悖论的启示。明清时期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理论命题的提出，推动了学者们论证明清时期农业生产力发展和农业经济发展的热情。学者们或多或少地夸大了这个时期农业生产力及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农业生产力停滞不前和农业经济凋敝的落后面，从而也扭曲了对于明清时期中国农业发展状况的基本判断。

    近现代以来，大概是由于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缘故，人们的思考模式，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国的事情与西方的事情进行参照，总希望中国的事情与西方的事情是一样的，西方有过的事情，中国也一定会有。这种思考模式反映到历史学的研究中来，就难免出现诸如明清农业经济史研究悖论的局面，从而人为地制造出许多难于自圆其说的不必要困扰。

    唯物史观固然是指导中国历史学研究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然而它同样存在着一个与中国历史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关键问题。不仅唯物史观如此，其他的各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在引进中国的时候，也都应当与中国的实际问题相结合。我们只有充分运用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对中国历史学上的各个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剖析，尽可能地摆脱事事比附西方发展道路、把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当作西方历史学仿照物的思考模式，才有可能更加科学合理地研究中国的历史，解释中国历史上复杂而又独特的种种问题。从这样的理念出发，我希望中国本土化的唯物史观，能够早日在中国的史坛上茁壮成长、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