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快没认出来他是谁。然而毫无疑问，他身上尽管也带着一半儿的斯拉夫血统，却有一双遗传自秋穆的、眼角微微向下因而看上去友善而可信的眼睛。

    “伊莎，你可真沉。”秋穆把伊斯克拉抱起来，掂了掂重量，“瞧瞧你，都快长成一头小熊了。”

    仿佛这世界上和她最亲近的人都来到了这里，秋穆有些欣喜却不无诧异地问道：“你们怎么都来了？”

    “这是个挺长的故事。”亚历山大说道。

    她给秋穆简要地讲了一下儿1946年当秋穆离开莫斯科后发生的事儿。在秋穆离开分子钟小组不久，他们关于端粒酶的论文就得以发表了。这篇论文因为部分地揭示了真核生物生老病死的规律，而很快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甚至连卡尔·昆汀奖3的委员会都表示要考虑给他们的研究成果1947年的奖项。

    “卡尔·昆汀奖？我的马克思，那可是一百万美元啊！”秋穆不禁感叹道。

    “但是亚历山大拒绝了，你猜为什么？”帕维尔紧跟着说道，“切，那帮评奖的资产阶级老家伙！她们一开始说卡尔·昆汀奖最多只能发给四个人，要求分子钟小组把格蕾塔踢掉，理由是怀疑他的贡献较少，说白了就是因为他是男的。亚历山大当然不会同意，格蕾塔是分子钟小组最早的成员。说实在的，格蕾塔的贡献哪由那帮资产阶级老走狗说了算？”

    听到这儿，秋穆忍不住笑了：“所以这一百万美元就打水漂了？”

    “没呀，你再听我说。”帕维尔又说道，“亚历山大这么讲了，那帮老家伙心里怕也觉得过不去，特别是传出去卡尔·昆汀奖被拒绝了，对委员会的名誉不利。所以她们又找过来，要求把你的名字抹掉，理由和格蕾塔的相同——实际上就是种族歧视，对不对？亚历山大当然不同意——别说是亚历山大，连我都不会同意，要我就跟她们干一架！她们说你在分子钟小组的时间比较短，但亚历山大说埃德加的时间更短，那帮老家伙就没话说了。”

    “可你猜怎么着？”帕维尔以极快的语速继续说道，“那帮老家伙又改口只发给亚历山大一个人，还是被拒了。我们的亚历山大·恩格尔同志在《真理报》上发了一篇文章，明确说明了有关端粒酶的研究是分子钟小组五个人的共同劳动成果，痛斥了某委员会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做法。这事儿在学术界闹得大了，卡尔·昆汀委员会的老家伙们挂不住面子，把原先最多发给四个人的规则改成了最多发给两个研究团体，所以——分子钟小组获得了今年的卡尔·昆汀奖！”

    一阵狂喜迅速爬遍了秋穆全身，她最初简直不敢相信，而后却又觉得理所当然。这里面毫无疑问有亚历山大和格蕾塔的功劳，也有帕维尔、埃德加和她自己的功劳，但是就只有他们五个人的功劳吗？并不，完全不。无论是实验室的设备、材料还是实验技术，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一定的工业基础上，在现代社会所有的一切技术与科学研究都相互关联，没有什么所谓的个人、个别人的成果，归根结底这还是用多数人的努力成就了少数人的辉煌……

    “这一百万美元——你们打算怎么办？”秋穆问道。

    “这就是我们来这里找你的原因。”亚历山大微微笑道，“同志们，这已经是时候来实现咱们的国际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