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了很大的篇幅将周汝昌与刘心武的观点加以对照，说明刘心武先生的说法源于周汝昌的观点，是确凿无疑的。学者之间的交流、切磋，特别是前辈学者对后来者的提携和帮助，是人才链上前承后继的佳话。这里说的不是这些。本书对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文本内涵、曹家本事，进行了细致的剖析，目的是说明他解说中的错误，误导了广大的观众和读者，歪曲了《红楼梦》伟大著作的审美价值。而这一切与他吸收周汝昌先生学术研究的负面因素有直接的关系。

    周汝昌先生是红学大家，其代表作是《红楼梦新证》，其他红学著述如《曹雪芹小传》、《红楼小讲》、《红楼夺目红》等，大都是从这本奠基之作的观点和论据派生的。对《红楼梦新证》的研究和评价，已有多部红学研究史谈到，已成为共识。八十年代初郭豫适先生《红楼研究小史续稿》第九章“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中，指出：“《红楼梦新证》是至今所知的主张《红楼梦》是曹雪芹‘自传’的最彻底的书，它把胡适、俞平伯的‘自传’说作了更详细、更确定的发挥。”过了二十多年，陈维昭在《红学通史》中进一步指出：“实证红学中，最有成就的是周汝昌。”

    对于这样一部有影响的著作，“我们既不应当由于它彻底主张所谓‘写实自传’说的观点便对之全盘否定，也不应当由于它比别的著作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材料而全盘肯定。而应当是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肯定作者在材料收集方面付出的辛勤劳动，肯定其中一些材料的认识价值以及某些评论的正确性；同时也认真地评析这部影响很大的‘材料考证书’，在材料搜集、思想观点和考证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因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便是吸收那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抛弃那些没有价值，甚至负面的东西。这些从理论上讲是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一旦落实到具体的学术思维和研究方法上便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这么一篇文章很难谈论这样一个大问题，只能从刘心武先生接受周汝昌学术研究的那一部分，即上面所列举的几点来谈。

    刘心武所吸收的周汝昌那部分学术观点，大都是周先生的负面东西。周汝昌先生红学研究最有价值的那部分是为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提供的罕见的详实的史料；最为红学评论家所不认可的是探佚文字，其中夹杂着大量的随意发挥的东西。特别是周汝昌先生八十年代以后，发表的《〈红楼梦〉“全壁”的背后》、《日月双悬照乾坤》等一系列文章，以及为他的“曹贾合一“的体系建构的“四学”，即曹学、脂学、版本学和探佚学的理论，受到红学界广泛的批评，可以说他已走向了偏执的状态。而支撑他这一切的不外乎一是脂评本《红楼梦》八十回，一是脂砚斋评语。他们把脂砚斋抬到了吓人的高度，唯脂是尊。而刘心武先生却对后者发生了持久而浓厚的兴趣。他在《追寻‘红学’迷踪》中明白地讲到自己探佚的两个范畴：一个是八十回以后，曹雪芹打算怎么写？写过什么？一个是前八十回里面也有探佚的空间。这就是说，他自觉地与周汝昌先生在八十年代以后提出的“四学”产生共鸣。过去这“四学”只为红学研究圈中少数人所了解，而如今刘心武在《红楼梦》讲座中向广大观众和读者作了介绍：“红学除了曹学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