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明

    那还是八十年代初在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受到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影响，托朋友从香港买来了一本张爱玲的小说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是多么惊讶！张爱玲才二十几岁，却对人性有那样细致的体会，她兴致勃勃地描绘都市里的生活，可你仔细品味这些生动的描绘，分明又浸润着难以明言的悲哀。一面是精致而略显稚气的文字，一面却是阅尽人世般的悲凉的情怀，这两者构成那么奇特的对比，真称得上是让人耳目一新。

    事实上，对张爱玲作品的这种惊讶的感觉，在当时的中国是相当普遍的。也就从八十年代开始，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被埋没的作家相继被“开发”出来（沈从文曾戏称自己是“出土文物”），先是郁达夫，接着是沈从文、徐志摩和周作人，再接着就是张爱玲了。一九八四年，上海的《收获》杂志重新发表张爱玲的《金锁记》，出版社也开始重印她的小说。到八十年代晚期，张爱玲的名字在各种文学选本中频繁出现；一九九二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又推出了四卷本的《张爱玲文集》，而四本张爱玲的传记也在这时候相继问世，把对张爱玲的“开发”推到了一个**。

    在许多大学的中文系里，张爱玲成了学生们特别关注的作家。即如我执教的华东师范大学，今年就有两位女学生以张爱玲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至于同样题目的硕士和学士论文，数量就更大得多。这样的情形当然会影响到文学创作。八十年代中期铁凝发表的长篇小说《玫瑰门》，人们在称赞其对人性的深入刻画的同时，就明显感觉到了《金锁记》的影响。而当一代在大学时期已经熟读过张爱玲的青年人逐渐进入文坛之后，张爱玲的影响就更广泛了。不但一些年轻的小说家——往往也是女性——有意无意地摹仿她，更有许多散文作者，甚至在遣词造句的格式上也摹仿她。虽然还没有人像有些台湾读者那样公开宣称自己是“张迷”，但自张爱玲的作品问世以来，她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大。中国的官方传媒会为她的逝世专门播发消息，也是因为意识到了这种状况吧。

    张爱玲为什么会在今日中国有这样大的影响？我想特别指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走过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历史道路，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它成就了张爱玲今天的广泛声誉。清末民初三十年间，经过康有为、严复和陈独秀、胡适这两代人的努力，在一部分敏感的文化人中间，逐渐形成了一套以欧美和日本为榜样，以救世为宗旨，深具乐观色彩的思想话语。到二十年代中期，这套话语明显地占据了社会流行思潮的主导地位，开始生长为一个新的文化传统，这就是中国的现代文化。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这个新文化一面被不断地简化（常常是恶性简化），一面也日益深入人心，一直到今天，它依然笼罩着绝大多数文化人的精神生活。不用说，它也极大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l，正是它促成了白话新文学的诞生，从《新青年》上发起的那一场“文学革命”运动，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而随着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中国现代文化更逐渐孕育出一整套文学“想象”：文学应该是一项指向社会和历史进步的事业，它应该担负起思想启蒙、社会批判乃至政治革命的责任，它应该始终关注历史变迁所提出的中心话题……我想，大凡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一套想象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覆盖作家的精神世界。它不但规划着作家的视野，铸造着他的创作冲动，也不但影响他对素材的取舍和主题的构建，它还一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