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章以「如果」開頭，指的就是未曾成為「事實」的一種可能。「如果」雖然並非「事實」，有時候卻會以「事實」說出更多隱藏的道理。因此讓我們從「如果」開始：如果一九四九年之後張愛玲到了台灣。

    如果一九四九年之後張愛玲到了台灣，那麼，她必然將遭遇到此生最大的夢魘.因為，從一九六○年五月四日起，台灣的官方即組成了「中國文藝協會」。

    它在宣言中表示，「今後絕不許文藝匪諜潛伏，將來也絕不放文藝漢奸逃生。」

    一個文學被意識形態化的時代開始到來。走紅於「孤島時代」的上海，張愛玲當年就已和柳如斯、沙千夢並稱「三大文妖」：再加上她的前夫，汪精衛身邊紅人胡蘭成，儘管那是一場極其失敗的婚姻，但單單這些就足以讓張愛玲戴上「文藝漢奸」的帽子，被整或許不會，但刨根似的批鬥則大概難免。除此之外，清末豪門如李鴻章家族、盛宣懷家族等又都和國民黨缺乏淵源，李盛家族在上海的事業以招商局為主，在一九三○年代末期，蔣介石與李盛家族為爭招商局而勢同水火，李鴻章的孫子李國杰，他們家族的掌櫃傅筱庵均投在汪精衛門下，傅筱庵甚至官拜上海市長，他們因而在抗日戰爭期間被戴笠的「軍統局」暗殺。作為李鴻章曾外孫女的張愛玲如果到了台灣，那會有什麼好下場！沒有到台灣當廉價的箭靶，似乎是除了文學外，充滿了錯誤的張愛玲一生裡少有的好選擇。沒有牽扯，不成為某些人眼裡的牛虻，反倒讓張愛玲和台灣讀者間有了一個安全的距離；她沒有被無端的騷擾，人們則能欣賞她遠遠站著未被污染扭曲的身影。

    因此，張愛玲沒有到台灣是對的。她是那麼傲慢、旁觀，甚至還有點孤僻；她只對自己貼心，從不管什麼時代的風潮，那是一種上海式的圓滑世故和犬儒。

    看多了皇親國戚、將軍政要，以及這黨那幫在上海起伏進出，對歷史的不確定已讓她和其他同代的多數上海人一樣，只剩下冷峻的觀看，而不再對歷史亢奮.

    她曾說過：「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蒼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裡有這惘惘的威脅.」「將來的平安，來到時已經不是我們的了。」這已不是犬儒，而是某種程度的軟性虛無了。這樣的張愛玲怎麼可能忍受總是持續亢奮的台灣，而在**與鄉土兩種亢奮間擺動的台灣，又怎麼能受得了張愛玲？張愛玲沒有到台灣所產生的安全距離，反而給了持續亢奮的台灣一種文學上的選擇。

    因此，張愛玲和台灣之間是有著一種奇特的緊張關係.張愛玲看多了徒然成為雲煙的政治起伏，而她無力也不願在這樣的起伏裡做出選擇。她自己曾說過：她不是那種有能力逃難的人，逃難意味著要到一個新地方過很久沒有收入的日子。於是，一種超過了歷史的宿命感，遂轉化成她冷冷有如自然主義般觀照世間種種的清澈。

    她極端的個人化，從中學畢業留言冊裡「最恨：一個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結了婚」即可看出，她把自己和自己的文學放到了生命的首位。她從不諱言「自私」

    ，她是那種即使屋外有槍砲聲，仍能兀自寫著自己小說的人。許多人是時間愈久、愈被遺忘，張愛玲則是愈來愈被記得。

    因為生命情境的不同，張愛玲疏離了她自己的那個時代，但對台灣和中國更多的人，卻是另一種生命景況，他們一樣的活著，但必須為活著尋找某種更集體性的意義.生命的情境不涉及對錯，而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在歷史上，張愛玲選擇的是偏離了主流的叉道。她不會被同時代的多數人所喜歡，但歷史卻也有它開玩笑似的殘酷，當它的發展跳過了某個階段，依附於那個時代的迷思也就會解體，一切事務將被拉到同一平面來看待，誰更永久，誰只是風潮，也將漸漸分曉。文學通常等待的都是後來，而非眼前，對所有的文學創作者，最恐怖的乃是作品完成若干年後的那個「遺忘期」。到了那時候，人們才會比較公平地作出評價.不滿情緒的轉移，處於某種時代因而造成的特殊好惡都會淡化。許多人是時間愈久，愈被遺忘，張愛玲則是愈來愈被記得。

    張愛玲沒有選擇到台灣，也沒有選擇留在中國大陸，從這樣的意義來看，或許是她一生中難得的正確.她沒有將自己拋擲到由於歷史情景而必須面對的「忠奸之辨」的困境裡.而一講到「忠」「奸」，只要是中國人，就難免多多少少會有點手足無措的尷尬。用忠奸之辨殺人，和用禮教殺人相同，都是人類文明史裡一種事後會讓人羞愧的過程，但當它正在發生時，卻都是一張張正義凜然亢奮的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