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章谁都得晕（4）

    在这时期的民国，北伐战争既是最重要的军事事件，也是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解放军在西北的崛起，虽然意义也很重大，但与国民**军北伐相比，影响力其实要稍逊一筹。同无数国人一样，吴安平也一直在密切关注**军的北伐进展。

    李大钊既然问他的看法，他便斩钉截铁道：“国共分裂在即，北伐已无力为继，无论再做什么努力，大**失败都必成定局。其实看法不看法的，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李大钊明知吴安平又在故作危言，仍忍不住惊骇道：“你从何得出这一结论？”虽然中共已经意识到局势堪危，但究竟会有什么变化，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却是谁也看不透说不清。

    吴安平故作轻松道：“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李大钊并不满意吴安平这种态度，但看了看身边那三个纸箱，却又觉得他有可能真发现了什么征兆，便道：“安平，你最好把话说清楚。”他见吴安平点了点头，却又回身从角落拖出一个纸箱，便有些惊心，忍不住道：“这也有资料？”

    吴安平先是一愣，随即卖了个关子，只是笑道：“先生待会就知道了。”

    “也好。你继续说，怎么就看出国共分裂在即，北伐无以为继？”李大钊还是忍不住看了那新出现的箱子几眼。

    吴安平边从箱子里挑拣资料，边随口问道：“先生对蔡元培蔡先生应该很熟悉吧？”

    李大钊微微一怔，然后道：“自然很熟悉。我和仲甫当初能进北大，就是鹤卿先生一力支持的。”

    吴安平头也不回道：“先生可否说一说，蔡先生为人如何？”

    李大钊知他必有用意，便认真回道：“鹤卿先生个性忠厚，对人友善，处事接物恬淡从容，平时很少轻易动怒，自是很受钦敬。”

    吴安平又问：“蔡先生是国民党元老，李先生是共产党领袖，两位先生平日可有仇怨？”

    李大钊惊道：“何以有此一问？”

    吴安平不答，反催促道：“有何恩怨，先生直说就是。”

    李大钊奇怪地看他一眼，想都没想便回应道：“虽然我与鹤卿先生分属国共两党，但相处甚笃，并无任何仇怨。实际鹤卿先生算是一位‘好好先生’，素来与人为善，学识人品都为众人敬重，本就很难找到与他有怨的人。”

    吴安平冷眼道：“是吗？那为何蔡先生会一意反共，妄动无明呢？”说着，他将挑出几份资料递给李大钊，然后解释道：“你看到的这几份资料，是最近一段时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在上海举行的一系列密会的会议记录。这些密会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策划如何清党分共，而蔡先生，就是这一系列密会的主席。”

    “这怎么可能？”李大钊惊叫道。他快速翻看那几份资料，越看越是心惊，却又知吴安平没必要造假，终于满头冷汗，忍不住失色道：“这是为何？这是为何？鹤卿先生怎会做这种事？”

    吴安平冷眼旁观，这时插话道：“先生可是以为这是蔡元培先生一时糊涂所致？”

    李大钊失神道：“这些发言虽与鹤卿先生一贯平和的语气不符，但条理清楚，不难分辨正是他的风格，想必不会是什么一时糊涂。”

    吴安平接着问道：“那先生可知，蔡元培为何对中共如此多不满，又如此大火气？”

    李大钊茫然对着吴安平道：“莫非你知？”

    吴安平点点头道：“略能猜出一二。”

    李大钊急切道：“那快”

    吴安平不再兜圈子：“半个月前，吴稚晖曾与贵党领袖陈独秀见面，当时他有询问：在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需要多少年？陈独秀回答：二十年。据闻共产国际对中国曾有‘二次**’的论述，说是要先实现资产阶级**，然后再实行无产阶级**，以夺取全国政权，以这样看，二十年其实也不算多长。”

    李大钊见吴安平一直看着他，便硬着头皮道：“是有这么回事，不过，仲甫后来已对吴稚晖做了解释，难道他竟耿耿于怀？”

    吴安平大笑道：“换做先生，先生能不耿耿于怀？”见李大钊默然不答，他又接着刚才说道：“吴稚晖事后找到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气冲冲转述了陈独秀的话，结果李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而蔡元培也很愤愤不平。不过，这并非蔡先生转变立场的直接原因。”

    “那还有何事？”

    “蔡先生尽管提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对各种理论都可以兼容，但绝非毫无主见之人，实际他有自己坚定的原则，在原则面前，他始终不肯妥协不肯附和。在政治立场上，也是如此。从维护国民党的大局出发，他要反对共产主义；从民主自由价值观出发，他也不赞成以打土豪、分田地为特征的阶级斗争。这就是蔡先生在‘清党’之事上如此积极的根本原因。”

    “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却是孙中山先生提倡的国民党的三大政策。对此，鹤卿先生一直是表示支持的。”

    “先前支持，此刻未必支持。就算孙中山在世，这三大政策现在也未必就能继续下去。”

    “你此言何意？”

    “举几个例子先生就清楚了。不过，还请先生别怪我冒昧。”

    “但说无妨”

    “国民党内的西山会议派一贯反共，这且不谈，但先生可知，蒋介石这个人其实一开始却并未有反共之心。”

    “蒋介石？难道‘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还不能说明问题？”

    “诚然，这两件事蒋介石做得并不光彩，但我们不妨先梳理一下脉络。据闻——先生别小看这个据闻，一般我这样说，都是有所依据的——去年春天，蒋介石是想交出军权、远走莫斯科的，当时船票、护照、行李都已准备好，他人也上了车。”

    “那时候，右派认为他是赤色分子，左派又认为他是新军阀，两边都要打倒他，各种攻击他的言论满天飞。先不说‘中山舰事件’内情如何，但现实是，当时就连身份远不如蒋介石的李之龙，都可以限定蒋介石在三个月之内把广东所有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有权以‘叛变**罪’枪毙他。”

    “不说忍辱负重，但实际蒋介石确实只能夹起尾巴做人，时不时地骂几句西山会议派，再高呼几声‘中俄同志团结万岁’、‘为共产主义而死’，这样才能避免被人抓住小辫子，才能坐稳他的位置。当然，权力是需要制约，但一党领袖受制到这种地步，先生以为蒋介石甘不甘心，会不会有怨念？”吴安平问道。

    李大钊态度坚决道：“正如你所说，权力是需要制约的，我们追求的是民主政治，而不是**。”

    吴安平也不反驳，笑了笑又道：“还有，蒋介石虽手握重兵，但从当时的军事体制来说，他其实很难掌握嫡系的第一军。按照规定，没有党代表的签名，他的命令就不能生效，而且党代表甚至有权先斩后奏，有权监督同级军事主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控制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军事委员会的，应该是苏俄顾问季山嘉和汪精卫，蒋介石虽只不过是个委员。”

    “凭心而论，‘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蒋介石虽当上国民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但当时除了整理党务、收缴工人枪支、命令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以外，并没有做更多的小动作，被捕的李之龙等人不久也得到了释放。换位思考，如果中共实力超强，实行国共合作，先生能答应让国民党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