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我等与吴安平并无打过多少交道，至多曾派张总参议到西峰做过一次考察，也不算很细致。而吴安平能骤而崛起为西北之王，必定不是简单人物，其一言一行或许都有深意。信中这些建议，若全无交情，搁一般人，则明显不会提出，但吴安平竟不管不顾提了出来，反见其确有与革命军联合之诚意，为推进北伐，我觉得不妨故意做些姿态出来。”

    “这妥当吗？”蒋介石狐疑道。

    白崇禧笑道：“其实，我们的主要目的只在分共清党，只要能达成这一目标，即算圆满，能否灭绝赤化，反在其次。况且，汪兆铭就在上海，他在党内威望甚高，其态度我们不能不重视。他既然认为武汉诸人，非不可理喻，一意另寻良策，提出三点应急办法，我们便需不偏不倚，为自己先留些余地。如果我们能做些退让的姿态，既可堵吴安平的嘴，又能让汪兆铭无话可说，这岂非两便？”

    蒋介石默然不语。其实，这两日清党行动虽一直在紧锣密鼓进行，但他的态度仍不能说很坚决，始终存有顾忌，而其中最关键，便是顾忌汪精卫的态度。

    汪精卫被武汉中央从国外迎回，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很显然是有意针对蒋介石，想限制他的权力。蒋介石虽然气愤，但慑于汪精卫在党内的威望，不得不主动放缓姿态，甚至发表通电，声称自己今后将“专心军旅，戮力北伐”，而“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

    蒋介石当然不甘心，但他也没料到，汪精卫早不回晚不回，恰在这时意外从国外回到上海。受此影响，他不得不放慢与共产党破裂的脚步，将清党之准备暂行延搁。

    汪精卫是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广东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虽因“中山舰事件”被蒋介石借机赶走，但他威望甚高，又被视为左派领袖，只因反感蒋介石的独裁作风，国民党许多人及共产党便力邀汪精卫回国，并在武汉中央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将汪精卫缺席选为国民政府主席，没想到他四月一日竟已乘船抵达上海，这自然对国民党右派的清党主张构成很大压力。

    为逼迫汪精卫让步，蒋介石紧急召集吴稚晖等几位监察委员秘密开会，通过了弹劾共产党案，决定提请各军警机关，将辖区内的共产党员分别看管监视，不准自由活动。随后，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邵元冲等人，便浩浩荡荡一同前往孙中山故居与汪精卫会晤，一为迎接，一为迫其答应清党。

    谈到清党问题时，吴稚晖直言相告：“此次监察委员会提出对共产党弹劾案，必将采取断然处置，所以此番拜会，只是通知汪主席，而非商榷。”汪精卫听罢怫然，半晌不语。黄绍竑、李宗仁等急忙出面转圜，一致请汪精卫提出解决良策。

    汪精卫当即提出三点应急办法，即通告陈独秀暂停各地共产党员一切活动；暂不执行武汉中央有碍党国前途的命令；暂时制裁各各省党部、各执行机关内的“捣乱分子”。至于如何解决国共纠纷，汪精卫拟召集大会，面对面申诉商讨来解决。蒋介石、吴稚晖等人商议后，认为可以接受，就暂退一步，决定暂照汪精卫的提议办理。

    汪精卫要协调国共纠纷，究竟能否达成目标还在两说，蒋介石既希望不经动乱即能解决问题，又感觉此种希望不大，所以并未放松清党准备，一待汪精卫错手，便要立即发动。然而，此时吴安平突然横插一脚，立刻又使他意识到，偏居一隅的西北，原来也有插手南北政局之心，而衡量其实力，偏偏又决不能等闲视之。

    白崇禧提醒道：“总司令，莫忘记冯焕章前几日已到武汉，这自然也是出自吴安平的授意。我们需防备，其一旦失意于我，便有可能全力襄助武汉，虽吴安平敌视苏联，但他毕竟对中共抱有善意，想来中共也未必会戮力反对，若解放军东出潼关，将势力与两湖联结一体，大力支持汪兆铭，我们又该如何自处？”

    蒋介石皱眉道：“你是说，吴安平有可能插手国民政府的内部......内部纷争？”

    白崇禧叹口气道：“不是有可能，而是他已经在这么做了。西北不缺强兵，又不短财力，而且那新民党的纲领，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却又正合西北的变化，其内部堪称铁板一块，我党及共党都很难在彼发展。如果，咳，咳......”

    蒋介石嘘口气，道：“无需为难，请直说。”

    白崇禧瞅他脸色还算平静，便又道：“如果，国民政府能团结一心，未使没有与西北对抗之力，但如今......”

    他是想往下说，但蒋介石已知他要说什么，截住话头道：“团结好讲，但真要去做，又谈何容易？健生，你也看到，我一直在向武汉中央让步，是那些人始终容不下我，现在又抬出汪兆铭来压我。我们这位汪主席，虽谦卑圆滑，能左右逢源，却没的魄力，这样的人能领导革命成功吗？娘希匹！倒是吴安平看得清楚，只要有助于党国，诸事就该当仁不让！”

    白崇禧是新桂系首脑，新桂系和蒋介石的黄埔系，也非像对外界宣称的那样，就当真全无罅隙，各自也有不同的诉求。他不好多说，便接着刚才道：“武汉中央比我们只差军事和财力，但如得西北方面鼎力支持，则军事和财力差得反是我们，而且，吴安平的态度一旦明确，影响所及，阎锡山甚至张作霖，也不得不跟随表态，如出现这种局面，我们除了忍气吞声，似乎也别无他法可想了。”

    蒋介石起身踱了几步，突然停身道：“如此说来，对吴安平的建议，我们似乎别无选择，只有接受一途了？”

    白崇禧点头道：“我认为是这样。其实，这样做我们也不吃亏。一来清党仍可照旧进行，只需要控制一下范围，改变一下手段，不使流太多血便能交待过去。这又与汪兆铭的建议有所契合，不容易引发武汉方面和部分官兵的反弹，国共合作良久，老实说，一下子转变太大，也不是谁都能接受。”

    “二来吴安平也算公道，提供了诸多补偿。虽然合作发行法币之事，事关重大，非等财经及金融专家分析衡量，才能确定其中利弊，但陇东集团投资上海，开发浦东及长兴岛之事，则明显与我有利，完全可以立时答应下来。两相比较，我宁愿相信吴安平，也不相信那些上海买办和银行家的允诺。”

    蒋介石讶道：“健生，吴安平说只要允他投资，保证三年之内，能让我们从上海收到三亿银元，你不觉得这牛皮也吹得太大了吗？”

    白崇禧道：“确实难以置信，但此话真假，也很容易验证，到不一定是吹嘘。吴安平说的这三年三亿，今年便有八千万，我们只要答应合作，照他所说，十日之内便有三千万入账，若要验证真假，只需看这笔钱能否到账便知。这样近在眼前就可查证的事，根本做不得假，吴安平的话应有几分可信。”

    这么一想，蒋介石也觉得有道理，便叹口气道：“吴安平瞅准我们财政紧张，故意准备了这样一块天大的画饼，让我们眼馋，不得不硬吞下去。也罢，我南京也不需去了，今晚就再召集大家商讨一下，看如何行事对我们最有利。清党，清党，我们还未动手，这西北的手就从千里之外先伸过来了，真是咄咄怪事。”

    他又拿起另两封信，盯着上面的题款出神半天，才转过来对白崇禧道：“健生，这里还有给鹤卿先生和子文的信，也需转交，你派人送去吧。另外，通知大家的事，也一并劳烦你了。我有些疲累，就先歇歇，回头大家到了，再让人叫醒我。”

    蒋介石心情不佳，但白崇禧却觉得，他或许并不是烦恼清党之事横生枝节，而是意识到，除汪兆铭外，自己又多了一个叫吴安平的对手，而这个对手，却明显比汪兆铭要可怕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