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伴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和西方国家制度思想的引进，近代中国进入了政党政治时期。面对清政府被推翻后的权力缺失，政党政治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追求。正如有学者所论述的，“当原有政治体系受到重创而无法恢复功能时，政党是重建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在那些传统制度或崩溃或软弱或根本不存在的政体中，政党不仅仅是辅助性组织，而目是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源泉”。对处于近代化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在迫切需要一个或者以一个主要的思想政治力量来实现社会的整合时，填补这一政治权威真空的最佳组织—政党也就自然应运而生。

    1912年下半年开始，全中国的人们似乎都忙着竞选，各式各样的政党都纷纷粉墨登场。唯独东北和热河，没有出现政党遍地的景象。这一来是因为中华民族复兴党和徐天宝控制的严，而来也是徐天宝觉得此时的国民和中国对于政党政治那一套还完全没有准备好。

    当然，这只是徐天宝的个人想法，要让整个中华民族复兴党的党员们明白这个道理，还是需要时间和解释的。因此，徐天宝从呼伦贝尔回到沈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党员会议。

    徐天宝一开始就很不客气地说道：“现在我们看到的多如牛毛的政党，都是照搬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模式而建立的。在其实施运行中存在很多不足，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病态的发展，这表现为:“党派林立，党争不休，原则模糊，**依附，惟利是趋，本性使然，党中见党，派复有派，分和无常，脱党跨党，进出自由，党德败坏，因人而党，主义无别，政见雷同”等等。所以，至终，他们也未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简单来说，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带领中国走向富强！而中国暂时也不适合立刻走欧美政党政治的道路！”

    熊希龄发言道：“主席何出此言？”

    徐天宝说道：“第一，目前中国在政治结构上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德、日的现代化道路启示我们，赶超型国家的现代化需要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主导和推动制度变迁。近代中国洋务派的自强运动由于是由地方汉族势力而非中央政府主导而缺乏中央集权统一领导而失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法由于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同样缺乏中央权威领导而走向失败；“清末新政”虽然由中央政府主导，但是在地方主义盛行、军阀政治即将出现的晚清，中央权威早已丧失殆尽而无力主导新政的实施。可见，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清末新政的失败都昭示了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的缺乏必然导致现代化的失败。现在也是一样，袁世凯瞧不上孙文，孙文也不乐意事实迁就袁世凯。就中国目前的国情而言，实现制度变迁需要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来统一主导和推动。他们盲目追求英美自由民主制度而忽视掌握中央权威的做法，更是决定了他们失败的必然性。”

    蔡元培摇了摇头，说道：“中央权威？那岂不是又回到了皇帝当权，一人一言定一国的时代？”

    徐天宝也摇了摇头，说道：“非也，皇帝是传子不传贤，施政无需顾忌国法。而我说的这个中央权威，一来是要通过人民选举产生，二来施政也要遵守国法。在国法允许的框架内，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国家。”

    徐天宝便继续说道：“第二是眼下的中国在经济结构，缺乏“社会力量主导”的基础。迄今为止，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可归为两种，即“英国－美国的商人阶层主导的社会中心主义模式、法国－德国－日本的官僚体系主导的国家中心主义模式”。英美模式是一种“自发秩序”的社会力量主导的现代化道路，它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日益强大的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日益强大，作为社会力量主导和推动着社会的制度发生变迁。德、日是典型的国家中心主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是现代化和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者。眼下的政党更多的是受英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盲目学习照搬英美模式，忽视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而一味的强调模仿英美自由主义模式来实现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眼下中国的资产阶级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很软弱的。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成为民初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之主导力量的现实，也决定了它无法在社会上形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在政治上造成一个强固的核心势力。”

    张绍曾是老同盟会会员，他说道：“同盟会经过宋教仁的改组，已经不是以前的同盟会了，而且凭着孙文先生的威望，难道也不能成事？”

    徐天宝说道：“孙文先生的做法就是寄希望用《临时约法》来约束袁的权力。因为孙中山对袁有所警惕，因而在辞职之际，和临时参议院制订的《临时约法》规定国体为内阁制，不是总统制。实际权力掌握在内阁总理手中。结果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就是袁的老部下。其他内阁成员中，同盟会员多担任教育、农林等冷衙门，袁与部下掌握实际军政大权。后来唐绍仪要实权与袁发生矛盾，被迫辞职。在这第一个回合的斗争中，袁胜。随后，袁任命亲信赵秉钧为内阁总理。宋教仁等人寄希望于在大选中获胜，由国民党领袖任内阁总理，靠议会中国民党员占多数的力量，来制止袁的独裁，这就是议会政治。但是这是与虎谋皮啊~！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