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州朝鲜的永和元年，就是英华圣道二十四年，阿桂领兵前往南面长墙，防范韩国袭扰，由此也离开了建州朝鲜的权力中枢。

    从永和元年到永和八年这段时间，他和高起一方，爱新觉罗宗室一方，倒还能携手共济，小有争斗，都还能维持住台面。毕竟他们要面对昔日整个朝鲜王国的上千万人口，而他们能依靠的只有二三十万南下满人，能战之兵不过两三万。

    这比例虽不如百多年前满人入关窃占神州那般悬殊，可稍有不慎，也是全族倾覆的下场，何况还有强大到只需要吹口气就能灭掉他们的大英窥伺在旁。

    在这八年里，阿桂和高起把住了军权，高起掌握平壤城防和北面国防，阿桂掌握南面国防。而以庄亲王允禄为首的爱新觉罗宗室则掌握宫廷禁军。宗室默许高起之子高挚陪伴在皇帝身边，作为双方的沟通桥梁，再以号召满人为依凭，借八王议政的满洲古制，拿到了统治朝鲜的政务权。

    以如此格局，各方八年间齐心携手，共治朝鲜，而统治政策在这八年间也分为两个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沿用祖宗故制，搞满鲜一体，尽管有朝鲜儒生协助，但这一策还是很快破灭了。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满人所持的华夷之辩在中原本就已经崩溃，“大清模式”已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连最迂腐的朝鲜儒生都很清楚“满鲜一体”不过是虚伪的幌子。另一方面，自走私渠道源源不断涌入的“英学”著作更让旧世大义难以立足，满人要在朝鲜立稳脚跟，就必须找到新的大义，立起新的招牌。

    于是在永和三年，由庄亲王推动，来自英华的“贤者”诸葛际盛主持，以永和皇帝永琪亲政为引子，掀起了“永和中兴”的改革浪潮。

    自永和三年起。“血脉卫道论”大兴于建州朝鲜。建州朝鲜的满人追溯满州祖辈荣光，以尚武、尊祖、纯血为口号，重新凝聚“民族精神”。该论将朝鲜人的苦难，满人的苦难。朝鲜的南北分裂，全都归结为“汉祸”。

    “汉人立起逐利大义，几如禽兽，就知掠食天下，威压寰宇，奴役它族，将人世变作你死我活。非主即奴的族类大争之世。汉人不仅建起了大英，还害得朝鲜分裂，南面韩人已尽数沦为汉人奴隶，生不得食，死不得穴，一切苦难都是汉人带来的。建州朝鲜这偏隅之地，百万满人，千万鲜人。若不振奋而起，也逃不过被汉人血食的悲惨命运。”

    “在此危亡之际，鲜人已经无力自救。南面韩人的命运就是铁证。唯有满人才能救朝鲜，才能救世界。满人是最高贵的族类，满人之下的蒙古汉军旗人次等高贵，鲜人再次，汉人最低贱。只有铲除所有汉人，才能还世界朗朗乾坤。”

    “在此危亡之际，高贵者劳心，低贱者劳力，只有紧密团结在高贵的满人周围，鲜人才能存族。才能在这大争之局中活下来，迎接未来的大同之日。”

    血脉卫道论的核心就是这些言论，不再强调满鲜一体，反而更清晰地划分各个族类，依照族类确定权责和地位。满人依旧如大清时代一样，吃铁杆庄稼。但跟大清时代不同的是，满人除了当兵，还垄断各类营生。包括官吏、经商等等活动，无满不成行。总之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帝新旧交替时代所有出现过的利于满人的政策全都用上，以确保满人稳稳居于建州朝鲜这座金字塔的上层。

    绝大多数鲜人被定为“鲜户”，种地、开矿、鞍前马后效力，世代不得解脱。而鲜人儒生、军官以及可信的鲜人士兵，则被授以“鲜旗”，他们不仅不背负赋税，还有权献上自己的女儿或者姐妹，借女人这层关系，让儿侄辈沾上满人血脉，由此脱离鲜人身份。

    这一套承自八旗，但加以血脉贵贱论的新体系，确立了“满人”、“旗人”、“鲜人”三个族群等级。而在三个等级之外，还另设了一等“汉人”，这一等虽名为“汉人”，真是汉人的却不多。但凡有罪鲜人，旗人，都被降到这一等，跟少数鲜化汉人混杂在一起，沦为最低贱的族类。

    “汉人”无偿承担劳役，官府就只保他们不死，几乎就是无刑期的囚徒。同时官府以各种言论抹黑他们的出身，营造出一个“罪族”，让原本居于下层的鲜人等级有了对比，不再觉得自己是最卑贱的一等人。

    整套体制看似跟八旗没太大差别，但受英华所开今人世的影响，以及各项治国技术的成熟，这套东西解除了旧八旗制基于各个奴隶主的依附关系，凝聚出一个国家机器，使得往日人对人的奴役和依附，转变为阶层对阶层的奴役和依附，往日八旗制里的“包衣”在建州朝鲜消亡就是一个例证。靠这一项大义，建州朝鲜也算是勉强步入了今人世，国家机器开始能以接近今人世的效率运转。

    到永和八年，建州朝鲜靠鸦片种植以及跟辽东的走私生意，不仅养活了一千万人，还建起了一支十多万人的火器军，在其国史《建州大清志》中，永和皇帝被誉为“中兴之主”，就基于这样的“政绩”。

    在英华的满人犀利地指出，没有大英放眼全球，根本不想接盘朝鲜这个烂摊子的大背景，没有大英开发辽东，征剿另外两股满人势力的大潮，建州朝鲜早就是满地坟茔，人人相食的地狱了。而这样的言论，建州朝鲜的满人却是充耳不闻，他们早已不把留在英华的满人当本族看，而且建州朝鲜厉行锁国之策，这些言论也不会摆上台子。

    “永和中兴”太过短暂，永和八年时，辽东进入开发**，贸易更为兴盛，来自英华北方、大韩以及日本等处贸易资本纷纷出手争抢盘子，建州朝鲜再没办法靠地利优势维持贸易优势，国中百物减产，万民呼号。矛盾激化。同时已经成年的永和皇帝就如他的祖辈顺治一样，再也不满八王治政的格局，借机出手夺权，建州朝鲜的第一次权柄之争爆发。

    这场政争以爱新觉罗宗室的彻底失败告终。毕竟高起和阿桂掌握了全国七八成兵力，而永和皇帝还依靠高挚等心腹经营了一小股势力，决定性的一击更来自诸葛际盛所代表的官僚体系，原因是爱新觉罗宗室没有领会到诸葛际盛所举血脉大义这块招牌的真谛。

    以宗室为核心的一帮满人是彻底的保守派，不仅认真地履行血脉等级制，极大地损害了原本真心实意投靠满人的鲜人群体，同时还严厉锁国。全心备战，不让其他阶层分沾贸易红利。

    “治国的真谛是说一套做一套，这一套有真也有假，把假的亮在外面，真的握在手里，真假互为表里。怎能说什么就直愣愣地做什么呢？这不就跟雍正爷一样了吗？”

    诸葛际盛如此教训被软禁起来的前恩主允禄，他果断踩着允禄的肩膀，投向了高起、阿桂和永和皇帝集团。而这也是鲜人儒生集团的选择。

    不少宗室出逃英华，宁愿接受英华大判廷的审判，也不愿呆在建州朝鲜。因为下场就只有一个：以病死之名被杀。允禄和其他亲王层级的大人物还没落到这种悲惨境地，但附从他们的部属就不可能幸免了，就算死不了，也被全打为“汉人”，终生服劳役。

    永和八年，永琪真正掌政，但这仅仅只是政争的开始。

    随着国家处境不断恶化，以及永琪对军人集团的猜忌，永和十年，新一轮权柄之争再度爆发。这一次是永琪联合高起向阿桂发难。阿桂不仅握有南线四五万重兵，还极力反对“暗开国门”，以解决国家的经济困境。

    阿桂主张发动有限度的战争，从大韩那边拿到真正的和约，如此不仅能糊住国中人心，还能改善国家处境。争取将建州朝鲜与英华的关系缓和到相对正常的地步。

    这一套方案的核心在于，阿桂认为，建州朝鲜的族争论和血脉论是将自己置于英华死敌的地步，在感情和立场上没什么问题，却不利于实际。建州朝鲜要存续，满人要存族，就得改变策略，着眼于实际。

    而永和皇帝和高起的看法却截然不同，永和皇帝是自以为还能跟英华掰掰腕子，满人天下无敌，遗憾的只是满人太少。高起则认为英华亡满人之心不死，总有一日要覆灭建州朝鲜，族争论和血脉论绝不可废。而出于实际，就该一面维持国中人心，一面暗开国门，跟英华伪以周旋，以利国中贸易。

    双方的诉求面上看似差不多，内里实质却南辕北辙。而阿桂手握重兵，建州朝鲜与韩国的贸易往来也都由他把持，更为永和皇帝与高起忌惮。

    这场争斗由缓转急，到永和十二年，建州朝鲜真已是满地饿殍，双方的矛盾也被逼着激化。阿桂喊出了皇帝身边有奸臣的口号，威胁要清君侧，而永和皇帝和高起一方一面笼络阿桂的部属，一面减削阿桂的兵权。

    就在内战即将爆发时，开城道鲜汉起义缓和了双方矛盾。阿桂领兵镇压，意外地发现起义军骨干是新出现的“大同社”，这个会党的大义根基又来自英华的《人衍资本论》一书，作者是英华大贤李方膺。

    这股被称为“大同新义”的思潮，根骨来自墨家的均平大同，可论述却更为详尽透彻。认为人世是按阶级划分，资本阶级垄断一切生利之器，劳工阶级一无所有，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力。原本该自己所得的酬劳绝大多数都被资本阶级搜刮走，自己所得还不够温饱。

    《人衍资本论》原著是在构想未来工坊满天下，工人占人口多数时的情形，而且还认为有西家行的存在，以及天人大义、国宪律法体系、两院制等保障，工人也能开智，可以在不坏一国的情况下为己争利，乃至推动一国化新。同时资本阶级和劳工阶级并不是固定群体，它只是一层壳，其中所容纳的个体是在时时更新的，未来的隐患在于这些个体会沉滞下来，又如旧世一般，世代延续不替。

    尽管有这么多解说。但这不妨碍鲜人儒生转译时，怀着满腔愤懑，将资本阶级替换为满人统治者，将劳工阶级替换为被压迫的鲜人。而《人衍资本论》里所描述的。没有阶级之分的理想国，也被鲜人儒生想象为可以立于人间的天堂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