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东南叛乱朝廷彻底奠定胜局之后，京师里的各个衙门便热火朝天的地忙活起来。一连十来天，几乎每一天都是朝会，从清晨一直持续到午时。而在开始的诸项议事都安排完毕之后，如何处置诸王、以及兵部、五军都督府和吏部关于水患和叛乱之际，诸多官吏的赏罚折子也终于开始进入了议程。

    越王、淮王和滇王相继被押送入京，连同合家亲眷一起，都被关押在宗人府内，等候皇帝的发落。起兵叛乱，搅动得举国不安、东南动荡，若论起律例，本是不赦之罪。然而限于诸王的身份，这件事究竟该如何处理，就显得有些尴尬和微妙了。往大了说，这固然是国家和叛臣之间的纷争。但另一方面，这却又是皇帝和同姓诸王之间的家事纠纷。封建王朝，任何牵涉到帝皇家事的案件，身为大臣，都绝对不可轻易掺合。一个不慎，就可能把自己卷了进去。历朝历代故事，朝堂上这些人都耳熟能详，没有哪个是傻子，想在这个时候当出头鸟插手进去的。打狗要看主人，即便满朝文武都知道，若是按照建律，吴王、淮王必然是死罪难逃，但实际处理起来，这件事却还要看启元帝的意思。

    皇帝的意思，却不仅仅是启元帝自己的意思，还包括站在他身后的，所有张姓人的意思。皇家事务，皇上自然有发言权，但也要考虑整个宗族的意见，毕竟，皇上也不是石头缝蹦出来的，背后也有需要依靠的亲族。而太后，就是这群人的掌舵人，是他们的指向标。宗族事务，皇帝要在自己的意见和宗族群体的意见之间，反复权衡，之后才能形成最终的意旨。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历史上皇家事件牵涉人，除非事情做得极为出格，或者遇到了性格十分强硬的皇帝，否则，大部分人都会被保全下来，或者被幽禁，或者被圈养，极少有死于非命的情况。而他们的后代，则照旧会食朝廷俸禄，只是待遇或有调整罢了。比起那些获罪被杀的大臣们，结果往往有天壤之别。

    但是朝臣们也知道，吴王和淮王等人的叛乱，的确有些出格，但即便启元帝心里真的想杀淮王，甚至也想杀越王、滇王……现在也没有机会了。同为皇家血脉，同为张姓宗族的至亲，哪怕启元帝气血攻心，想杀，那也只能在战场上，找别的理由来让他们死。死，要死得有章法。而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所有同姓宗族的亲人们眼前，做出屠戮亲族的事情。哪怕这个人真的该死，杀了他，也会让皇帝在亲族们中间，失去那一份温情，失去那一份赖以倚靠的根基。

    归根到底，启元帝并不是性格刚硬冷酷之人，面对周围诸多大姓宗族，高门大族，他需要自己身后的这一份根基，需要有人不遗余力地扶持，那么，在类似的事情上，就需要他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哪怕他是皇帝，也一样要退。

    眼下最大的叛乱首领——吴王张秀引火自尽以谢天下了，而淮王以降的诸王主动请降，被活生生地押解到了京师，明里看是要受审定罪，实际上也是张姓皇族对他们变相地保护起来了。宗人府内，除了宗正族官，别人谁进得去？

    诸王不能定罪，难免不能堵塞天下人悠悠之口，那么肯定就需要有人出来顶缸。吴王张秀既然死了，最大的顶缸者自然非他莫属，如此叛乱，一人哪能成事，从者之中，也需要找些人来殉葬。满朝文武，甚至包括启元帝在内，一腔怒火顿时找到了发泄口一般，所有人的动作出奇地一致，目光都盯上了那些在战时倒下叛军，和战争前后与吴王淮王等人眉来眼去暗送秋波的那些官吏和将领。

    很多人一下子就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汉南布政使郑慈，便是其中最先被揪出来的一个。弹劾郑慈的奏折仿佛忽然之间，便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堆满了通政司的案台。上任之初与汉南官吏私下勾连、不理民政；疏于管理、对下属放任；对于汉南形势没有正确的认识，导致吴王的势力趁虚而入，造成汉南政局腐烂瘫痪；河道整饬不力，水患应对不及时，导致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田地尽毁；战时借机搜刮民资、钱粮，荼毒百姓……

    一时间，似是而非的证据，各种各样的大帽子，都扣在了郑慈的脑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