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林接过了潘可为递过来的信，微笑道：“看了就看了呗，反正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我和野川的关系你也知道，就是那么回事而已。”

    李青林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他是有意说给潘可为听的。

    野川是日本特务，自己以“小林俊二”的身份和他交往，这虽然是经过了潘可为的同意，但是自己和他的任何接触包括这种信件最好要让潘可为知道实情，不然，一个通敌的嫌疑马上就有可能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李青林可以在战场上战死，但是绝对不能因为受冤枉而被自己这一方怀疑。

    打开信封，展开信纸，李青林细细地读了起来。潘可为带来的这封信其实只能算是野川的一封便函，说的也就是生意上的事，而这个生意竟然也和孙殿英部队的到来有关。

    军委会给孙殿英新五军的番号，粮饷给养也是按照一个乙种军的员额下发，但是目前孙殿英的部队急剧扩编，孙殿英新五军的粮饷已经出现严重短缺。

    孙殿英年轻时走私贩毒什么都干过，为了筹集军饷，他甚至炸开乾隆和慈禧太后的墓，公然盗走了里面的殉葬品。现在他的部队粮饷不足，他的眼睛再一次注视到毒品身上，那就是开始贩卖鸦片。

    自英国人凭借坚船利炮将鸦片输入到中国，鸦片之毒危害中国国民已经不是一日两日。尽管国民政府和日伪都严令禁止种植贩卖鸦片，但是那都是官样文章，目前在国统区和沦陷区，两边都种植了大量的鸦片。特别是日本这个国家，他们为了一国之私、一己之利，为达到对中国经济上的掠夺、对老百姓精神和身体上的毒害，他们利用特务机关控制了一些所谓的商社，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鸦片交易。

    早在九一八之前，日本商人就大量进入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当时的日本对中国输出一些商品，但是这些远远不能满足军国主义份子的欲望，他们开始有组织地在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大肆开设ji院和烟馆，从中获取大量利润。

    除了日伪特务机关早期控制的各种商社、株式会社贩卖鸦片，抗战时期最为著名的就是日伪所控制的所谓华中宏济善堂。宏济善堂表面上的老板是世家子弟盛三公子盛文颐，而实际控制他们的是日本特务机关“里见机关”，其领导人为日本大特务里见甫。

    里见甫，日本福冈人，一九三一年成为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第四课（对满政策课）的高级特务，他凭借伪满通讯机关“满洲国通讯社”首任主编的身份伪装自己，一直从事搜集情报、宣传和瓦解的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为满足日本军方对巨额军费的要求，里见甫同日本大特务甘柏正彦、影佐贞昭合谋，他们在上海成立一个很特别的特务机关——里见机关。里见机关成立之后立刻就控制了所谓的华中宏济善堂，以专门从事罪恶的对华鸦片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