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第三十九章(2/2)

染了,想尽办法要住院,只能找到一个床位,夫妇俩让儿子住了进去。两口子发烧得浑身透湿,站不住,只能颤抖着坐在小板凳上输液。再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时候,父母已经去世。

    一张张椅子依然摆在那里,原样,从四月到五月底,谁也没动过,蓝色的油漆在太阳底下已晒得褪色,快变成了绿的,面对大门口敞开放着,像一群哑口无言的人。

    墙那边一街之隔,就是卫生部。

    五月二十七日,急诊科的护士王晶去世。

    丈夫给我念妻子的手机短信。

    第一条是:“窗前的花儿开了,我会好起来的。”

    他不能探视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地坛医院门口,进不去,就在世界上离她最近的地方守着。

    她写:“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

    再下来,她开始知道自己不好了,在短信里交代着存折的密码。

    最后一条,她要他系上红腰带:“本命年,你要平安。”

    他一边恸哭一边念,我的眼泪也满脸地流。小鹏瞪我一眼,做记者哪能这样呢?可是我没办法。

    他没有告诉孩子。女儿大宝才六岁,细软的短发,黑白分明的眼睛,她的卧室门上贴了张条子:“妈妈爱我,我爱妈妈。”

    我问她为什么贴在门上,她不说话。我说:“你是想让妈妈一回来就看见,是吗?”她点点头。临走的时候,她坐在床上叠幸运星,说装满一整瓶子妈妈就回来了。我在黯淡的光线里站了一会儿,看着她叠,大圆口玻璃瓶里面已经装了三分之一。她叠得很慢,叠完一个不是扔进去,而是把手放进罐子里,把这一粒小心地搁在最上层。我看着,想找句话说,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看我一眼,我心里“轰”一下:她已经知道妈妈去世了,她只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难过。

    出来后,车开在二环上,满天乌黑的云压着城,暴雨马上就要下来。一车的人,谁也不说话。

    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

    九年之后,人们还会说“这是进病房的记者”,我常觉羞惭。从头到脚盖着白布的病人从我身边推过的时候,还有媒体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

    我看到了一些东西,但只不过隐约地感到怪异,仅此而已,仅此而已。我觉得自己只是大系统里的一粒小螺丝,一切自会正常运转,我只是瞥到了一点点异样,但我没有接到指令,这不是我节目的任务,我觉得转过头很快就会忘记。

    然后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最后一天,我们在协和医院门口等待检查结果,确认是否有人感染。张洁在办公室等消息。我们几个坐在车里,等了半小时,一开始还打着岔,嘻嘻哈哈,过一会儿就都不说话了。天贺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说:“对,结果怎么样?出来啦?哦,真的呀?谁?对,是有一个女孩”

    我坐在最前面,没动,在心里说了句粗口。

    他挂了电话,戳一下我说:“喂,医生说你白血球很低,免疫不好。”

    节目都播完了。金杯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开,谁也没有散的意思,我们打算就这么工作下去,张洁说:“你想去哪儿?”我说无所谓,去哪儿都行。

    回到酒店,收拾东西回家,小音箱里放着ppp的音乐,站在高楼的窗口,看着空无一人的北京。看了一会儿,我回身把耳机扣在头上,拿头巾用力一绑,把音乐开到最大。如果当时有人看到这一幕,可能会认为我疯了,因为那根本不算舞蹈,那只是人的身体在极度紧张后的随意屈张,音乐就像是谁站在万仞之上,在风暴中厉喊。

    我闭着眼睛张着手脚,胡乱旋转,受过伤的左脚踝磕在桌腿上,疼像刀一样来。人在那种快意的痛苦里毛发直竖,电子乐里失真的人声像在金属上凶狠地刮刺,绳索突然全都绷断了,我睁开眼,像一只重获自由的小兽,久久地凝视着这个新的世界。

    数月之后,我接到一封信,很短:“还记得七二一医院吗?”

    我马马虎虎地往下看。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大街上寻找你的眼睛。”

    我一下坐直了。

    “有一次我认为一个女孩是你,非常冒昧地拉住她问:‘是你吗?’对方很惊慌。直到在电视上看见你,我才知道你是谁,原来你是个有名的记者。”

    他在最后说:“你会觉得好笑吗?我曾以为你会是我的另外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