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知道陈武的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实已经这样了，现在能做的弥补办法就是重新采取积极的国际宣传工作，中央政府要支出专门经费，成立专门的机构，通过正常的国际舆论引导和军事交流。派遣航母联合编队环游访问世界的方式，让整个世界都更为清晰的意识到这一点。

    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英国国民能更早的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不会盲目支持温斯顿.丘吉尔内阁上来，导致中间的各种反复问题。也不会迫使帝国采取激烈的手段攻击英镑。

    等夜色渐深，陈武夫妇告辞离去后，宋彪就让内廷总署的秘书长章伯隽到御书房见他。

    章伯隽这个人，很多人还是非常清楚的，这位先生曾经被称作“第一大右派分子”，其实这个人的思想还是比较偏左，从柏林大学回来之后加入了社民党，而这也是宋彪在内廷和陈瑾推荐的十多位人选之中任命他为内廷秘书长的原因。

    更大程度上来说，章伯隽是一个哲学学者，在柏林大学留学期间主修黑格尔、马克思理论和伯恩斯坦的社民主义理论，以博士学位回国后应聘中央政法研究院社会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一职，此后加入中国社会民主党，并且是党内现阶段最为重要的理滦究支柱。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下，宋彪皇怠择他来担任内廷总署秘书长的职务，负责管理内廷秘书局和其他各文职局机构，以及协调内廷同中央内阁、国会的行政关系。

    作为帝国第一任出身社民党的内廷秘书长，章伯隽已经在内廷工作了两个月的时间，现在基本也算是适应了这种工作，他此前曾经担任中央政法研究院现代哲学局的副局长兼首席研究员，以及社民党的党部政策研究部主管，应该说对这种组织性的工作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和基础，适应起来也不是很难。

    这段时间，宋彪皇帝也一直和章伯隽有过多次短暂的交流，总的来说，他认为章秘书长身上有那种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和矛盾，有改良主义风范，既自信，又不自信，既向往强大，又害怕战争，既害怕被别人伤害，又害怕被别人伤害，既想要主持公道，又反对战争。

    章伯隽很巧妙的隐藏着内心对于战争和皇帝的恐惧，以那种现代而古典的知识分子精神和面貌站在内廷机构里，很多时候，他总是显得有些孤立，充满新的希望，又感觉权力是多么令他寒颤的事情。

    他反对战争，反对强硬压制日本人民，但他总是将这些想法掩藏的很深，以那种菜根谭式的君子风范不言不语，在皇帝身边忠诚的履行自己作为一位文臣的本分。

    他是个坚强而隐忍的人，又是一个懦弱的人。

    这个人很奇怪，但宋彪皇帝很欣赏他在哲学理论上的才华。

    很晚的时刻里，池塘边的蛙鸣嘈杂而又惬意，晚风也是很凉的吹拂在奢华辉煌的中央宫里，愈是在这样的宫殿里，章伯隽就愈能体味到皇帝是何等高远而又迫近的存在。

    他小心翼翼的走进御书房里，看见华皇正在看书，并且用钢笔在纸上随意的写着什么，他肃静无声的鞠躬敬礼，一言不敢发。

    在中央宫有这样的一个规矩，大臣觐见是否要明声参拜，说一声“臣下拜见皇上”之类的话，那得要看一等内侍官的神情暗示。

    如果内侍官点头，大臣就可以说话，如果内侍官微微摇头，那就别说话，反正一进来，皇帝总是知道你来了呗。特别是像章伯隽这种属于近臣的内廷秘书长。

    宋彪皇帝将研究局关于日本的报告看完，批阅之后搁置在桌案上，这才抬起头看了章伯隽一眼。

    章伯隽也在这时匆忙上前禀告道：“臣下参见皇上。”

    内廷的用词一概是要精准的合乎礼仪。进来就拜则说拜见，等一段时间才奏报则说参见，这是内廷中的规矩，法度森严。

    宋彪皇帝微微颔首。似乎很满意章伯隽这么晚都还在内廷修订文书报告，但没有给章伯隽赐坐之类的，因为章伯隽的级别确实还是不够。而皇帝也不会因为自己欣赏别人而破格给他某种特殊的待遇。

    宋彪皇帝很随意的同章伯隽提起道：“刚才我和陈武将军谈到了伊朗及英国的一些事，有感而发，现在国际社会对于帝国的整体实力还是缺乏更为明确的认知，政府虽然清楚，碍于民意和社会声浪总是只能采取一些落后于现实的保守政策。譬如说此番中英之争，英国政府两届内阁实际上都有进一步退让的考虑，碍于英国国民的整体反对而被迫一直采取僵硬的谈判政策。几乎是差点让我们两国走到战争的地步。我们做了一个调查，超过7成的英国人还是认为大英帝国的军事实力强于我国，甚至有超过5成的英国人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愚昧落后的国家，远离现代文明，这是他们骄傲的根本原因。事实上是截然相反的。除了军事和外交上的问题，这也不利于我们在亚洲维持领导地位，更不利于中国工业和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你明天尽快将我对这个问题的担忧反应给内阁和国会，责成内阁尽快拟定了一个长期性的国际宣传和改善形象的计划，内廷这边，你也要亲自组织一些有意义的计划和工作，配合内阁和军部做出一些必要的工作。”

    章伯隽点头称是，心里则有点困难的不知道该如何展开这些工作，他还不熟悉这方面的工作，但这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随着工作的展开，他自然就会明白这些工作该如何做。

    每个人都需要累积新的经验。

    章伯隽也会逐渐明白，内廷在这个帝国中仍然拥有很大的实权，只是在帝国中显得很隐蔽而已。

    宋彪皇帝继续和章伯隽问道：“另外有一个问题，关于社民党同光复党整合之事，你在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研究方面，近期有没有新的进展？”

    章伯隽稍稍有点紧张，答道：“正在继续研究，经济政策非我擅长之事，如今正寻求同其他同仁学者共同努力。”

    宋彪皇帝知道这一代的学者还是非常负责任，古风犹存，锐意进取，此乃这代人的写照，而帝国有这样的一代人也是千古之幸。

    他并没有其他要担心的地方，就不再多做强调，让章伯隽先回去办事，因为他也知道章伯隽此前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恐怕有段时间是要手忙脚乱的忙不过来呢，这很正常，每一位内廷秘书长都是这样过来的，而这也是他们走向政坛更高层次的捷径之路。

    站得高方能看得远，站在内廷的好处就是总能看的更高更远。

    ……

    几天后，陈武将军同汪兆铭见了面，谈到了他在日本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汪兆铭也不愧是精通日本社会和文化的资深政客，为陈武提出了很多非常实际可用的建议。

    这些办法或许阴险的一点，但比起各家智囊机构提出的多种咨询意见倒是有效的多，甚至是立竿见影就能有效果。

    去年是中央国会和总理选举年，今年是省议会的普选年，加上光复党和社民党即将合并之事已经普遍传开，汪兆铭作为国会议长和光复党理事长，他的工作本该是非常之多，只是皇帝圣意已经下达，他必须丢下手里的这些事去日本担任日本临时政府的最高资深顾问，代替日本过去的元老制度。

    简而言之，他将负责操控日本临时政府，在幕后重新选出更为合适的日本高层领导。

    他去日本之前，光复党理事长的职务就将由杨兆麟担任，如今的光复党内是顾维钧、汪兆铭、杨兆麟三足鼎立的三巨头局面，正所谓汪右杨左顾中间，大体是指杨兆麟偏左派，汪兆铭偏右派，而顾维钧是中间派。

    以保守和自由来分划，杨系属于保守派，而汪顾属于自由派。

    陈瑾与其他一批年轻议员则又是一个新派系，自称新系，大体属于顾维钧的中间自由派，但在国际政策上，特别是军事政策更为强硬，这一点又同杨系的左派保守主义相类似。

    鉴于光复党同左派自由主义政党的社民党合并在即，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党内投票也明显偏向于杨兆麟出任新的国会议长和光复党理事长，以利于两党合并。

    汪系所代表的资本自由主义颇有被推倒的嫌疑，若非有皇帝承诺继续保持他们这一派在党内和中央内阁的平衡，汪系大有退出光复党自组自由进步党的计划。

    宋彪皇帝的党派政治平衡手段历来是帝国党政稳定至今的关键之所在，此也是众所周知之事，正因为皇帝的存在，各派系才能维持今日的平衡，以及保持着合作团结和内部争议不停的局面。

    汪兆铭已经开始筹备人员和各方面工作，准备前往日本处理那边的各种棘手问题，在陈武总司令先回东京后，宋彪也在宣政园召见了汪兆铭，就日本那边的问题做了一番更为深入的讨论。

    两人的观点大体一致，都感觉日本的问题可能要花费很长时间和很多的精力才能处理妥当，这就意味着帝国在日本的占领期将会非常长，如果情况不太好，工作不顺利，占领期甚至能长达几十年之久。

    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帝国也绝对不会做功亏一篑之事，既然已经挖了九千九百尺深的坑，就绝对不会放弃最后一百尺，坚持到底才能迎接最后的胜利，以及帝国最终想要的结果。

    仗都打了，钱也花了，人也牺牲了十几万，宋彪皇帝是有决心的，哪怕是花二十年的时间占领日本长期整治，他也要将日本问题纠正。

    他不求中日永无战争的这种目标，他只希望近百年内，关于中日过去五十年谁对谁错，谁活该，谁自找的这些问题都能理清楚，让日本安分守己的别折腾。

    帝国绝对没有扶持日本再牵制美国的计划，所以，帝国也一定要自己拥有北海道和千岛群岛，从战略上对美国形成足够的牵制作用。

    只要有北海道这个立足点，帝国就能牢牢控制着整个北太平洋。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绝对不会让步。

    至于终结日本天皇制之事，帝国也坚决不会做任何的让步，哪怕是再打十年战争，帝国都不会做出让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