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天行健的最佳注释。

    文和武，正如一阴一阳之道，文武结合，方为完人，国家之强盛，也需要文武结合，正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纵观世界风云，尚武精神无不为这个民族强盛提供了巨大的推力，古时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斯巴达人，他们既不务农、也不做工、更不经商，而是整个国家实行全民皆兵的军事制度。病弱畸形的婴儿被扔进山沟，健壮的则从七岁开始进行军事训练，直至六十岁才可以退伍。

    整个斯巴达就象是一个军营，全民被要求具有勇敢、坚韧、严格遵守纪律的精神，目的是为了保证占总人口少数的斯巴达人对绝大多数的希腊人与庇里阿西人的统治，而一场历时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终胜利，便是这种民族尚武精神的最终写照。

    而被罗马人视为蛮族的日耳曼人，也具备有一种民族的尚武精神，日耳曼人认为战争掠夺是高尚的事业，作战勇敢、负伤最多的人应受到尊敬。

    在恺撒的《高卢战记》中似乎还有对日耳曼人尚武精神的描写，甚至西罗马的帝国的灭亡也与日耳曼雇佣军有着必然的连接。

    国虽盛，好战必亡。

    这种强调似乎在很久以前就很有市场了，似乎历史也在佐证着这一所谓的真理。无论是斯巴达人还是日耳曼人，都无法以单纯的武力，来永久性的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但这并不能否认华夏历史上秦国的异军突起，在华夏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

    秦人祖先是古羌人的一支，因为远离中原，被中原各国视为蛮人。但是，自孝公任用商鞅励精图治、厚积薄发，终于在战国末年成为七雄中最强的国家，并为其最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人尚武精神正是源于此，耕与战更是支撑他们经济生活与战争扩张，闻战则喜，这是当时秦人最真实的写照，他们将作战当成了生活之中的必须品，正是这种尚武精神，促成了华夏历史上第一个“华夏一体”的一大一统局面。

    秦国能够一统天下，首先应当感谢法家，为秦国送来了能使国家意志高度凝聚的商鞅，还应当感谢霸道，远交近攻，堪称中华智慧的滥觞，更应该感谢尚武精神，法家与霸道最终为大秦铸造了这么一柄无坚不摧、削铁如泥的国之利器。

    缺乏智慧的意志力是虚弱的，而缺乏意志的智慧力是危险的，古今中外无数的经验告诉人们，意志与智慧的高度统一，是一个民族图强的不二法门，当一种民族精神把整个民族牢牢凝聚在一点之上，意志与智慧可以表现出一种精神，这就是尚武精神。

    当全民一心弘扬民族尚武精神，让已经参军的人感受到自己吃苦是被百姓所理解的、是光荣的、是伟大的，让还没有参军的人感受到做一名护**人是无比神圣的、令人骄傲的，让全国为军人欢呼、更让敌国因军人而胆寒。

    弘扬民族尚武精神，并不是单纯把军事建设列为中心，而是让人们从意志之中顿发出对军人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经济安全等事关国家战争而骄傲，让那些满腹钢铁意志与聪明智慧的普通百姓进入军队接受一次洗礼。

    遥想在汉代，整个社会的精英人才愿意从军报国建功立业，因而才有班超的投笔从戎。因此有汉一代，灭匈奴、破楼兰、平羌人，战功显赫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历史上的大唐虽然不比现在，但是却也武功赫赫，也是拥有强烈的尚武之风，灭东、西突厥，平定薛延陀，征高句丽而建功于域外，耀中华国威以慑四夷。

    汉唐雄风直到杜睿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年代，依然感召着热血青年就在于此。不过，汉唐两代由于过于炫耀武力，尚武之风浓烈，这直接埋下了后来两代同样灭亡的结果，由于地方豪强、藩镇的割据势力过于强大直接导致了中央王朝的空心化，最终被灭亡。

    后来的宋代正是有鉴于此，才改弦更张，这虽然避免了宋朝被统兵大将所灭亡，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民族危机，外患成了整个华夏当时最大的创伤。最终，偏安的南宋小朝廷依然不免亡于蒙古。

    蒙古占领中国后拼命剿杀一切敢于反抗的人民，并用武力威慑汉人，扼杀汉人的尚武民风。比如，实行保甲制度，由蒙古人出任各家的保长，来监控各个汉族家庭，并要求各个汉族家庭合用一把菜刀，菜刀通常还要被铁链劳劳地拴住以防被盗走。在蒙古人的高压下，汉族无法忍受，不得不起来造反推翻了短命而又不走运的野蛮人的统治。

    实际上国人是从宋朝开始就逐步泯灭了尚武之风的。由于开国皇帝赵匡胤倚靠陈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里窃取了江山，因此他对掌握兵权的将军极其敏感，坐稳江山后还要通过“杯酒释兵权”来解除大将的兵权。自此，在有宋一代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同样品级的官职，文官要比武官大一些，待遇优厚一些。这还不算，皇帝还千方百计地控制将军的指挥权，将军临敌作战要按照皇帝事先制定好的阵形去作战，而且宋代派文人做知州掌管地方行政，设立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权，进一步削弱军人的权力。甚至，在宋代还多次出现文人直接掌管军队作战的事情。

    总之，宋朝皇帝对将军们防范之心过甚，一方面是鉴于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一方面是怕别人效仿自己，也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中央王朝。

    宋朝与大唐不一样还在于其中央由皇帝控制的禁军明显强于边关守军，而唐朝却相反，边防守将权力很大，军队战斗力很强，到唐代中后期甚至超过了中央。

    宋朝皇帝认为：防内甚于防外。

    杨家将和岳飞都是一代名将，却因此而受到统治者的猜忌和迫害。有鉴于此，再加上宋朝政府有意地在社会上大兴文风，历经两宋三百多年的磨砺，整个华夏子孙已经没有了从军报国的热情了。社会的精英都去习文但却殆于练武，这个时期最大的社会贡献恐怕就是“宋词”吧。这直接导致了宋与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的战争是一败再败。

    所以说华夏的文弱，正是始于宋代。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时期“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

    到了宋真宗手里，宋室达到强盛顶峰，真宗皇帝更是御笔亲撰《劝学文》，宣称“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乃至“车马多如簇”，鼓励“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天下人放了根很诱人的胡萝卜。

    清初思想家颜元指出：“衣冠文士羞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陈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并认为其根子里就是“千余年来，率天下人人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

    他甚至痛骂道：“宋元来儒者习成妇女态”，全国成了一个放大的禁宫，绝大多数人在精神上被集体去势，而望眼欲穿地、苦心孤诣地等着权力的临幸。

    其实，宋朝虽然文弱偏安，但是却也不乏尚武精神，当四万蒙古铁骑在上帝之鞭蒙哥大汗的亲自率领下，攻入四川，势如破竹，却在这小小的钓鱼城遭遇惨重失败，乃至身死异域。

    这场改写了世界历史的钓鱼城之战，为大宋王朝延续了20年的寿命，在醉人的暖风中，“西湖日夜尚歌舞，只待山航海行”。

    钓鱼城之战，成为那个柔媚政权的最后雄起。也展现着它的无比孤独与无奈，偌大之中国，要靠这个小小的堡垒而得以苟延残喘，这无疑是钓鱼城的自豪，却是华夏的悲哀。

    南宋军人在钓鱼城的顽强抵抗，令小小的钓鱼城成为梗在蒙古大军喉咙中的硬骨头。钓鱼城“独钓中原”36年，鏖战200多场，世界历史为之改观。

    50岁的蒙哥大汗绝对没想到，一向柔弱得如同草原上牛羊一般、甚至比牛羊更为温顺的汉人，会突然爆发出如此坚强的战斗力。

    他的祖父，就是那伟大的成吉思汗，而父亲就是成吉思汗的“守灶”小儿子拖雷，金庸武侠小说中郭靖郭大侠的蒙古“安答”。蒙哥是个沉毅的领袖，寡言、节俭、暴烈，通过血腥的内战登上蒙古的汗位时，已经42岁。

    他率领大军，围攻小小的钓鱼城5个月，除了留下累累的尸体外，丝毫没有进展。在渠江鸡爪滩边石子山上的蒙古包里，他看着冬天成为春天、春天又成为夏天，但他却始终没有成为这座城堡的主人。大宋的旗帜依然飘扬在钓鱼山巅，尽管已经被战火弄得有些残破。

    他对这座城堡及其驻守者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于是，他命令士兵们，在钓鱼城东门对面的脑顶坪上，搭起一座望楼，设置了类似今日电梯般的车厢，以缆绳升降。

    他在成吉思汗的旧殿圣地上，洒下了马奶，誓师出征。次年5月越过了黄河，在六盘山兵分三路：他的弟弟忽必烈率部进攻鄂州;大将兀良哈台率部攻击云南、广西，然后到鄂州与忽必烈会师;他自己亲率主力，进攻四川。

    各路蒙古军队的攻击十分顺利，蒙哥亲自率领的主力，在以天险著称的四川，势如破竹，南宋守军往往不战而溃。1258年3月，蒙哥顺利地占领了成都，这是他们所享受到的位于南中国的第一个花花世界。

    年底，挟战胜之威的蒙古军队，浩浩荡荡开向重庆。但他们没有料到，钓鱼城要塞的守军并没有如之前的各座城池那样，或投降或溃散，反而在山头升旗放炮，将前去劝降的汉人晋国宝斩首示众。

    在连续5个月进攻受挫后，蒙哥也与这座小小的钓鱼城拧上了劲。尽管部将们都劝他，从战略角度，只要留出少数军队围住钓鱼城，大军可以绕过这块难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