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少爷反戈和高陶二人悬崖勒马，的确给了日方和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一个沉重的打击。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切非但没能彻底破坏他们另立政府的企图，日方反而恼羞成怒地加大扶持汪逆“还都”的力度。

    而汪精卫、周佛海和梅思平也通过召开记者会、在电台上亲自讲话等各种方式，谴责陈大少爷忘恩负义，指责高陶二人所披露的“汪日密约”纯属子虚乌有。

    随着王天木变节，整个华北地下组织几乎都被连根拔起，上海站的恢复工作也没有多大起色，在这个汪精卫、周佛海之流即将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南京粉墨登场的关键时刻，重庆罗家湾19号的戴老板被搞得焦头烂额。

    屡败屡战，屡战屡败！一批刚抵达上海的骨干又被丁默村和李士群一网打尽，看着陈恭澍发来的电报，戴笠气得咬牙切齿。

    “王天木、林之江和万里浪不除，我们在上海的工作就很难取得成功。局座，依卑职之见，当从各训练班抽调一批新面孔，先铲除掉这三个叛徒，然后再集中力量对付汪逆。”

    廖华平的建议很有道理，可在戴老板看来无异于纸上谈兵。他对那三个人太熟悉了，一个比一个心狠手辣，一个比一个狡猾，想在日本人的地盘上执行家法岂有那么容易？

    没有一个身居高位的内线，干什么事都不方便。想到这里，戴老板不禁叹道：“陈长官太心急了！如果能把陈继祖那颗棋下好，我们也不至于如此被动。”

    主管全国各地行动的大特务余铎，小心翼翼地接过话茬，“就算下好，到头来还不是他徐恩增的功劳？局座，不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是高陶行动被截胡也太蹊跷了。您想想，连杜先生在76号的内线对此都一无所知，长期呆在武进的陈继祖又怎么可能知道？”

    煮熟的鸭子飞到中统的餐桌上，没有比这更郁闷的事了，提起这个戴笠就是一肚子气，脸色铁青地问：“你是说问题出在香港？”

    “不！杜先生还是信得过的，”余铎咬了咬牙，“恕卑职斗胆，问题可能出在重庆，而且很可能就出在委座身边，毕竟知情人就那么多，要说没走漏风声连鬼都不信。”

    陈立夫、陈果夫还是陈希曾？

    都是委员长最信任的人，别说没法向委座去查证有没有在他们三人面前提过，就算有办法查证他这个小小的军统局副局长也动不了人家分毫。

    哑巴亏吃得不明不白，戴笠哪能善罢甘休，略作沉思了片刻，突然问道：“陈继祖现在到了哪里？张炎元这两天有没有电报？”

    “有。”

    一直保持沉默的秘书处长杨继荣，立即翻开电文夹汇报道：“最近的一份电报是昨夜从遮放站发回的，陈看到那里的仓库都是竹子屋架，芦席围墙，铅皮屋顶。大量军火就堆在露天，没有任何防火灭火设施，当即命令张组长予以整顿，并给远在海防的宋子良和军委会发了两份急电，声称‘一根洋火，不堪设想’！”

    见戴笠紧盯着自己，杨继荣接着汇报道：“自昆明出发以来，他见过沿线各厂、站、库负责人，以及9大队、13大队和先锋一大队的部分司机和部分机工，在下关段还同正在那里指挥抢修公路的谭伯英，二人整整谈了一个下午，具体内容不详。

    在保山逗留三天，实地勘察了保山机场周围的地形，并受邀参加过一次地方政府组织的招待宴，吃饭时跟马鉁及保安6旅等滇军将校相谈甚欢；在惠通桥、昌淦桥和功果桥逗留的时间最长，勘察周边地形、跟守桥部队和交通部工程人员召开座谈会，研究防空和抢修等相关事宜。

    在畹町逗留一天，跟缅甸侨领梁金山汇合后化名陈斌，以兴运公司副经理的身份出境。根据张组长的汇报，他对缅甸的政治、军事、地形、气候和交通十分感兴趣，他们一路上不断接见缅甸华侨，事无巨细地打听有关于缅甸的一切，整整记了十二本笔记，收集和手绘了六大箱地图。”

    “梁金山？”

    看着他那副疑惑的样子，杨继荣连忙介绍道：“就是那个动员华侨捐资修建惠通桥，捐献八十辆卡车抢运抗战物资的保山华侨。”

    戴笠微微点了下头，随即转过身去，“余处长，你对这个陈继祖怎么看？”

    “真心诚意支持抗战，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对国家、对领袖显然没那么忠诚，否则也不会利用委座的信任，挪用抗战捐款重建他的陈家军了。”

    两个整编师的武器装备，连士兵都配备左轮手枪，真是不可思议。戴笠轻叹了一口气，倍感无奈地说道：“这一点，我们清楚，委座更清楚！之所以由他折腾，完全出于大局考虑，毕竟他身后的‘马来亚社团联合会’实力雄厚，没有他们的支持，财政部一年要少好几千万。”

    “可这么下去，很容易尾大不掉！”

    戴笠狠瞪了他一眼，随即看着墙上的地图，“把人留在缅甸，既不用看云南王的脸色，又让军政部鞭长莫及，真是个狡猾的小狐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