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一个小女孩。嗯，配着那身素净的旗袍，她显得非常年轻，像个民国二十年左右学堂里的女学生。浑身焕发着一种特殊的神采，一种遥远的又熟悉的韵味，大概就是三十年代所特有的吧。

    这便是我看她第一眼时的印象，她并不健谈，说话很慢，嗓门不高。一个字一个字咬出来，你必须凝神听，因为她专心一志地说一句话。酒席间，吃饭和回答她两旁人的问话便占据了她全部的精神。她看来非常过敏，羞怯．推麦先生说，任何一个场合，若超过五个人，她便感到不安，手脚无所措。那天，我们一共十二个人，她看起来倒没有被吓坏的样子。

    “她真瘦呀！”我自己也很瘦，所以，对于瘦总耿耿于怀。

    “我认识她时，她就是瘦瘦的，”麦先生说，“最近，她刚刚完成一部八万字的英文小说，日以继夜地写，一定很辛苦，所以，更瘦了。在台湾呆两个礼拜后，她就要到香港去，开始另一部小说，同时写点电影剧本，以维持生活。像她那样认真写作，恐怕要永远瘦下去。”

    《现代文学》每期出版后，都寄给她一份，一谈之下，才知道她只收到两期．里头几篇创作，她说，看了后总觉得忘不了。尤其是王桢和的《鬼·北风·人》，她喜欢极了，简直以为他自己就住在小说中的古老房子里。

    她以世界人自居，超越地域。她是一个天塌了也面不改色的人，每个动作迟缓而稳当，极具有耐性。她也是一个纯女性化的女人，对服装、发式、衣料、色彩等，见解独到。饭后，我们陪她上街买衣料送给王君的母亲、在三轮车上，她滔滔不绝地畅谈着老式的发髻，香港的旗袍，女人的腰肢等。

    逛马路时，她谈起对台北的观感，说：“好几年了，台北一直给我不同的印象。到过台北的朋友回到美国，便描写台北的样子给我看，每一次都不一样。这一次，我自己看了，觉得全同他们的不一样，太不一样了，我看着竟觉得自己忙不过来！……”

    她是个极不拘小节的女子、有人认为是迷糊，我想她完全是豪迈，率性，超越繁文缛节，最具赤子之心。住在花莲的时候，她出门都穿凉鞋。也许不惯走多路，有一只脚磨破了。她便在那只脚穿上厚厚的毛袜，另一只脚让它光着，然后，大街小巷地逛去了。十五日，正碰上阿美族在花莲花岗山上作丰年祭，万人争睹。她本来坐在主席台上，因为人多看不清楚，便跑到最前头坐在草地上，舒舒服服地，把那些歌舞尽收眼底。

    我们原想在周末去花莲探访她一欢，不料突然接到纽约来的急电，她那位美国人丈夫雷尔先生突告病重。刚抵台东车站的张爱玲只好连夜上台北，转赴香港返美。总算一下，她在台湾好住了一个礼拜。虽然时间太短促，但对她，相信收获还不少，东半个台湾都走遍了。然而，无论如何，以一个礼拜的时间要认识台湾的风土是不可能的。站在台湾人的立场，我盼望她将来写到台湾的一切时，不要太主观。

    无论走到哪里，张爱玲都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她的敏感和率真造成她的不平凡。这真是我见到的最可爱的女人；虽然同我以前的想象不一样，却丝毫不曾令我失望。

    196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