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才华，绝世凄凉──悼张爱玲

    （１）

    张爱玲终于与世长辞。九月八日星期五下午四时许高张信生教授从南加州来电话报知噩耗，我震惊之余，想想张爱玲二十多年来一向多病，两三年来更显得虚弱不堪，能够安详地躺在地板上，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未受到任何痛苦，真是维持做人尊严、顺乎自然的一种解脱方法。张爱玲这几年来校阅了皇冠丛书为她出版的「全集」，并新添了一本《对照记》，把所有要留传后世的自藏照片，一一加以说明，等于写了一部简明的家史。去年底她更获得了「中国时报」颁给的文学「特别成就奖」。张爱玲虽然体弱不便亲自返国领奖，向多少敬爱她的作家、读者见面，但她已为他们和世界各地的中国文学读者留下一套校对精确的「全集」，可谓死无遗憾了。

    大家都知道，张爱玲乃一九四三年崛起于上海的红作家，其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大受欢迎，且为内行叫好。我自己初读张爱玲已在五十年代初期，那时我已有系统地读了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等的作品，大为其天才、成就所惊奇，认为「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且谓「《秧歌》在中国小说史已经是本不朽之作。……《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些判断原见英文本《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九六一年才出版。但先兄济安特把书稿张爱玲章的大部分分作〈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评《秧歌》〉两文译出，先后载于一九五七年「文学杂志」二卷四期、六期。上面所引三句皆见「短篇小说」那篇。二文显然引发了有志创作的读者研读张爱玲的兴趣。因之张爱玲虽曾于六十年代初期来过一趟台湾而未受大众注意，她对台湾小说界发展的影响却是既深且远。到了今天，世界各地研读中国文学者，无人不知道张爱玲。她在大陆也重新走红起来，受到了学界、评者的重视。

    我至今仍认为《秧歌》是部不朽之作（classic），〈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早在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一年我认定张爱玲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也一点也没有错。当时**文学不值得一读，台湾作家间，只有姜贵的《重阳》和《旋风》可同《秧歌》、《赤地之恋》相抗衡，可是短篇小说他写得极少，也无法同《传奇》相比的。但《赤地之恋》（一九五四，英文本一九五六）出版之后，张爱玲的创作量大大减少，不免影响到我们对她终生成就的评价。早在一九七三年，我为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写序，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水晶有一章把《沉香屑──第一炉香》同亨利·詹姆斯长篇名著《仕女图》（the portrait of a lady）相比，我在序里继续较量两人之短长：

    在我看来，张爱玲和詹姆斯当然是不太相像的作家。就文体而言，我更欢喜张爱玲，詹姆斯娓语道来，文句实在太长（尤其是晚年的小说），绅士气也太重。就意象而言，也是张爱玲的密度较浓，不知多少段描写，鲜艳夺目而不减其凄凉或阴森的气氛。但就整个成就而言，当然张爱玲还远比不上詹姆斯。我想，这完全是气魄和创作力持久性的问题：詹姆斯一生写了多少长短篇小说，而且据一般批评家的看法，越写越好……，张爱玲创作欲最旺盛的时期是一九四三《沉香屑》发表后的三四年，那时期差不多每篇小说都横溢着她惊人的天才。逃出大陆后不久，她写了《秧歌》和《赤地之恋》两本小说。至少《秧歌》已公认是部「经典」之作。但她移居美国已十七年了，也仅写了两本：《怨女》是〈金锁记〉故事的重写，《半生缘》是四十年代晚期《十八春》的改编，她创作的灵感显然逗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时代。

    《怨女》、《半生缘》以及其后《张看》、《惘然记》、《余韵》、《续集》四书里所载的小说和散文当然我都细细品赏过，虽然尚未写过评论。连张爱玲不喜欢的早期小说（有些是未完成的，有些是重加改写的），读起来都很有韵味，因为张爱玲的作品总是不同凡响的。但即是最精采的那篇〈色，戒〉原也是「一九五○年间写的」小说，虽然初稿从未发表过。「古物出土」愈多，我们对四五十年代的张爱玲愈加敬佩，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近三十年来她创作力之衰退。为此，到了今天，我们公认她为名列前三四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就够了，不必坚持她为「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２）

    一九五五年张爱玲移民到美国，翌年她在新英格兰一个创作营（macdowell colony）写作，碰到一位三十年代即从欧洲移民美国的老作家瑞额（ferdinand reyher），两人相爱，同年八月结婚于纽约。瑞额一九六七年十月去世。想来《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九六一年出版前后，我已同爱玲开始通信了，可惜六十年代那束信一时找不到。记得爱玲在信上曾嘲称ferd（她给丈夫的简称）为并无作品出版的作家（其实他早在三十年代即为好莱坞写电影剧本）。爱玲信上难得一露幽默，表示对其夫颇有感情。爱玲那时期身体也好，毕竟年纪还轻。一方面忙于为香港电影公司为剧本，一方面努力于英文写作、翻译。张爱玲至死以瑞额为姓，不像一般嫁洋人的作家，保持原姓。

    早在一九四四年夏天一个沪江同学的聚会上，我见到过张爱玲，她是主讲人。她那时脸色红润，数了副厚玻璃的眼镜，形象同在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样。记得她讲起了她那篇少作〈牛〉（见《流言》「存稿」此文）。我自己那时专心攻读西洋文学，只看过「西风」上那篇〈天才梦〉，她的小说一篇也没有看过，不便同她谈话，她对我想来没有印象。一九六四年三月乘亚洲学会在华府开年会之便，高克毅作东，请陈世骧、吴鲁芹、夏氏兄弟同张爱玲在一家馆子相会。有人打翻了一杯香槟，我以为不是先兄即是爱玲，因为两人比较紧张。昨天（九月九日）看了张爱玲翻阅拙著《鸡窗集》后写的一封信（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廿六日），提及此事：

    悼吴鲁芹文中提起的，打翻一杯酒的是吴，我当时有点诧异，因为他不

    像是慌乱或是像我这样粗手笨脚的人，所以记得。

    由我推荐，张爱玲一九六七年九月抵达麻州剑桥，在赖氏女子学院所设立之研究所（radcliffe institute for independent study）专心翻译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她离开华府后，先在纽约市住上一两个月。我首次去访她，於梨华也跟着去，三人谈得甚欢。我说即在她公寓式旅馆的附近，有家上海馆子，周末备有小笼包子、蟹壳黄等点心，要不要去尝尝。爱玲有些心动，但隔一两天还是来电话邀我到地公寓房子去吃她的牛酪饼干红酒。显然她对上海点心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