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上午，正当乔装改扮的吴安平，指使人紧急收购房产，准备设立秘库，朝上海输入部分军火及物资的时候，在位于龙华镇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也正在为吴安平那封突如其来的信而暴怒烦恼。

    此时，上海这边的清党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布置。今日清晨，蒋介石与白崇禧再经一番密议，本想随后即赶赴南京，亲自指挥那边的清党行动，没曾想临行前一刻，竟恰逢西北专使到龙华镇投书。等蒋介石和白崇禧满怀惊奇，各自读完吴安平写给自己的信，心中之惊骇激荡，当真难以形容。两人面面相觑，顿知清党之事还需再做计较。

    蒋介石、白崇禧都足称一时之雄，对千里之外无瓜无葛的西北，竟试图插手国民党内部事务，自然感到愤怒乃至羞辱，但除非他们甘愿苟安于江南，无意再进一步，否则哪怕对吴安平的言语再反感，也不得不倍加重视。

    蒋介石发完脾气，骂完“娘希匹”，突然喟然长叹，将手中数页长信递给白崇禧，自嘲道：“健生，细细读来，这信中虽尽显吴安平之自大狂悖，但不得不承认，有些还真说中我的心思，可怖啊，实在可怖！”

    白崇禧将自己的信递过，却被蒋介石摆手阻止，道：“不用看了，健生与他同样素昧平生，想来两信言辞必定一致，就有不同，也是因推敲你我性格差异而导致。据说，此人曾到过广州，有意报考黄埔，只是不知出何变故，竟临时弃考回转了甘肃。如其当时加入黄埔，则总理遗志或能早日实现，想来，这竟是我党前所未有之大憾，也是我这个校长之大憾呀。”

    白崇禧默默看着长信，发现确如蒋介石所说，许多地方吴安平竟站在蒋介石的立场考虑问题，字里行间足称体贴，但他并不确定，吴安平所描述的那些为难及不得已，是否真与蒋介石当时的情形切合。他瞟了一眼蒋介石，发现他正闭目不语，神情也看不出什么端倪。

    其实，为这几封信，吴安平当真花费不少心思，尤其是对蒋介石，他并没有讲许多大道理，而是试图贴近蒋介石的内心，尽量促其产生接受自己提议的主动意愿。

    由去年三月二十日突发“中山舰事件”开始，到后来五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再到当前的第二年四月初，已迫在眉睫势将发生的“四?一二事变”，这些事件串联起来，就构成了近一年来蒋介石由“限共”转向“反共”的完整脉络。

    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主要原因或许有两个。首先，国共两党政治分野不可调和，反目成仇乃是政治现实使然；其次，国民党右派与蒋介石的权力欲，也和时局剧烈变革之进程，产生一种复杂合力，从而使大革命的失败成为了必然。

    然而，这样的分析不免过于强调个人权力欲和意识形态在此种转变中发挥的作用，吴安平觉得，西北要想对蒋介石施加影响，促使自己所希望的局面出现，或许更应该从陷于政治漩涡中心的蒋介石在湍流激荡下的思想、心理乃至情感变化出发。这样或许更容易找到破局的捷径。

    而后世浩如烟海的研究文献及近年来《蒋介石日记》的曝光，为吴安平的独辟蹊径，提供了意想不到的便利。

    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本意是阻止汪精卫和季山嘉的所谓“倒蒋”阴谋，但当天下午，在其意识到并无特别危险和阴谋后，他便采取积极措施，使国共合作重新恢复了常态。这件事本身而言，更多是由蒋介石极端猜疑和任性的性格引发，其实是一种表达内心不满的冲动行为，既非针对苏联和共产国际，亦并非针对共产党，同时，也未必有多少深谋远虑。

    正是因为这是基于个人猜忌而发动的严重事变，蒋介石才会感觉到极大的精神和思想压力。据说，事变当天，何香凝径直去质问蒋介石，他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甚至这时在给黄埔军校的学生训话时，也抑制不住地会当众哭起来。

    吴安平觉得，这种情况恰恰反映出蒋介石在事变时的心态极为复杂，既因长期心情压抑而委屈和愤懑，又深恐自己的行动会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更何况这一做法又与其内心愿望和思想趋向相当矛盾。另一明证或许便是，他发动如此严重的事变，却在占领一个中山舰和逮捕一个李之龙后，就已满足，并匆忙取消了戒严。

    “中山舰事件”性质之严重，蒋介石一清二楚。其所以严重，是因为苏联人当时在广州国民党人当中的影响，包括在国民党其他将领当中的影响力，都远远超过蒋介石个人。这自然让蒋介石高度紧张，但他没有想到，苏联人竟会首先采取退让政策，而起初不以为然的各军事长官，也都转而附和起他来。

    蒋介石原本对自己的行为并无多少把握，因而思想压力极大，没想到一切如此轻易地得以实现，这反而使其内心生出几分傲慢与轻蔑。而这一事件，或许就是蒋介石后来，更倾向于以强力解决内部纠纷并实现政治目的开端。

    “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虽意外发现苏联和中共虚弱不堪，但应该仍没有与之决裂的念头产生，一再声明李之龙如果有罪，也不能牵涉到整个共产党。当然，实质李之龙只是此一事件的无辜牺牲品。但此时，由于蒋介石的理由经不起推敲，虽取得成果，但因多少有些亏心，其内心实际变得更为多疑和敏感。

    苏联人和中共虽未与其对抗，国民党左派及汪精卫虽也诸多退让，但自然会有许多不满。其中有许多激烈言论，虽未指明是针对蒋介石，但蒋介石本就多疑，此时更难免主动会对号入座，担心自己会被苏联及中共视为中国的凯末尔。而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势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如果他被认定和土耳其的凯末尔一类，那么可能的后果一望即知。

    蒋介石自觉深受威胁，但事实上，非根本调整国民党的权力格局，就不足以遏制苏联及中共的影响，也就无法消除威胁。于是，本来把矛头指向汪精卫和季山嘉的蒋介石，思想上有了明显改变，迅速转移到了改变国民党内部权力格局，即彻底解决国共纠纷的方向上来。

    发生这种转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与苏联顾问的问题相比，来自共产党人的可能威胁实在要大得太多。若只限制苏联顾问，并抑制汪精卫，而不能解决共产党人权力过大的问题，不仅国民党仍然大权旁落，蒋介石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也无从把握。

    因此，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抛出的提案中，限制苏联顾问权力的要求已变成次要内容，而整个提议的主旨，已变成应如何限制共产党人权力的说明。这即是所谓的“整理党务案”，也是“限共”的开始。

    但此时的蒋介石，仍没有改变过去的革命态度和观念，虽在整理党务一事上态度坚决，却同样深信不能排斥共产党，否则必对革命产生不利影响。由此，蒋介石对鲍罗廷也说，孙中山的策略既然是联合各阶级，他自然不会违背教诲搞分裂。国共两党最终其实是达成了相当妥协，甚至由林伯渠与谭延闿、蒋介石等人联名，提交了组建两党联席会议的提案。

    所谓的整理党务案，虽是对共产党的严重限制，但它远没有走向排斥和反对共产党的地步。甚至，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基调仍然是相当革命的，在最后的训令中，仍不能不肯定：国民党为代表各阶级从事国民革命运动之政党，故凡属一切真正革命分子，不问其